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

徐畅博士新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以下简称“徐著”）已经由齐鲁书社于2005年8月出版。该书运用农村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大量具体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托，探析了该时期农村金融的形式、制度模式、政策措施及其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因此该书的面世应被视作是民国金融史、经济史研究的突破之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农村调查观——以“中国农村派”为中心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农村调查中,以陈翰笙、薛暮桥、张锡昌、孙冶方、秦柳方等“中国农村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为阵地,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调查观。文章围绕该群体所阐释的农村调查目的、方法及如何进行资料整理等内容展开论述,揭示其调查观的理论性、批判性和指导性特征,以及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农业经济思想发展史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提供指引的历史意义。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收获——评徐畅教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

徐畅教授撰写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实况，展现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困境。它具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论证方法较为完善、内容有一定的创新等特点，其研究成果对现实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德生与中国文化对德传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留德学生通过翻译、著述、讲学、举办文化展览等多种渠道,向德国传播了中国的传统学术、音乐和现代社会科学,展示了中国人的良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一战后中德关系的改善和留德教育的发展为留德生对德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基本前提,大力宣扬中国文化是留德生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20世纪上半叶德国中国学的发展及德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为中国文化的对德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译论译史的价值

作为20世纪颇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翻译家,贺麟不仅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深入的探讨,在翻译实践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贺麟关于可译性、译名翻译的研究包融传统译论,而他关于重译、深度翻译的研究又关照现代译论。重新发现并认识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译论译史方面的重建具有重要的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呈现出多维存在、多元化表达的特点,在存在形式上,日常性、节令性与应事性三种形式互补,在表现形式上,宗教文化、地方性戏剧、乡土性娱乐、迷信文化等多元共存,出现了宗教文化日常化、戏剧文化节令化、迷信文化应事化趋势。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其中不乏像钱锺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第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第四是代表2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论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的批评体例

《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是苏雪林现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在批评体例上呈现出作家论与文体批评交织的方法。全书以作家论为经,文体批评为纬,经纬交织,构建批评体例。苏雪林创建的批评体例为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上）

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了总体的简要的回顾。文章在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百年来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轨迹、总体态势、研究动力、研究格局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就传统文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总体构成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属性和学科特征作了反思。     

从中国翻译史看中国译论的发展

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从中国传统译论看翻译美学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历时研究以及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译论的共时对比研究,发现翻译美学作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回顾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翻译美学的形成经历了“文译”“雅训”“达旨”和“美”四个标志性节点。     

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的融合并创新

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不断涌入我国,广泛地为我国译学界译介、移植和引用。广大国内翻译研究者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提出或创建自己的翻译主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翻译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其核心就是中国的传统译论如何与西学翻译理论在融合中不断创新以贡献于人类文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首先,这场社会史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这场论战与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论战中学者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的任务、领导权等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欲求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确定革命路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理角度第一次比较充分地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科学概念,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通过论战,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为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霍姆斯译学构想对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几点启示

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早在1972年便在其划时代的文献《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对翻译学的研究目标、研究范围以及学科内的划分提出了相当详细的构想,在历史上第一次勾勒出了翻译学科的结构框架。该文被普遍认为是“翻译学科的创建宣言”。本文将简要介绍霍姆斯的译学框架结构,并分析其对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有哪些重要的启示,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希望与有志于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的学者商榷探讨,共同致力于中同翻译学的发展。     

真实性评价及其对我国当前幼儿发展评价的反思

真实性评价是伴随着美国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教育改革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质性评价范式,并逐渐成为当今儿童发展评价领域中的一种新趋势。近年来,这一评价范式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在幼儿发展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偏差,具体表现为:幼儿发展评价缺乏有效的科学依据;幼儿发展评价的过程性材料不完善;幼儿发展评价的反馈环节薄弱;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待提升。基于此,反思我国当前幼儿发展评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做法,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

本文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起步艰难、发展挫折、发展模式的转换与选择、传统观念的转变四个角度反思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对五十年代初期我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思考

1952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帛的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评价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学术界也颇多争议，本人认为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认识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