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对孔子撰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撰写《史记》,效法孔子作《春秋》的撰述方法,借助历史表达褒贬好恶,宣扬政治理想,成其一家之言;同时,又摆脱了《春秋》“虚美隐恶”的书法限制,贯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由于他在撰史方法上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发展,从而使《史记》成为继《春秋》之后中国古代史书撰述的又一不朽典范。     

试论司马谈临终遗命对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影响

司马谈临终遗命 ,对司马迁撰述《史记》影响至为重要 ,它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和创作动力。在某种程度上 ,司马谈临终遗命决定了《史记》的产生和最终完成。     

成伯玙《毛诗指说》之渊源考论

一直以来,<诗经)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本文力图探究关注较少的<毛诗指说>,这是基于该书所提到的观点是对前人的观点的一种继承,比如在学术渊源,教化思想、赋比兴的阐释以及诗中的美刺之说的继承等方面.     

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读《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陈其泰先生《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一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详细梳理了班固的创作历程与史学成就,并清晰展现了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史书体例、撰述方法和史学精神三个层面。首先,班固立足于《史记》纪传体体例,断汉为史,取消“世家”,形成了以纪、表、志、传为核心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其次,班固依靠皇室藏书与内府档案,继承司马迁穷搜冥讨的撰述方法,广泛收集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料;最后,班固延续了司马迁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深刻揭露帝王沉湎鬼神迷信的同时,也严厉抨击了西汉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     

从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和汉武帝看《史记》的讽刺艺术

只要世界上有假的、丑的、恶的事物,就必然会有讽刺和讽刺文学与之俱存。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那是充满着假的、丑的、恶的封建社会。司马迁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以讽刺的笔触,把这些假、丑、恶的东西反映出来,是不足为奇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就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之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讥     

对生与死的历史追索——从历史的司马迁到艺术的司马迁

司马迁以坚不可摧的生命力量完成了光耀千古的《史记》的撰述,换取了死而不朽的价值。18集电视剧《司马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进行艺术处理和人物塑造,异常充分地揭示了司马迁伟大的悲剧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迁》剧的不足在于:一是坚持历史真实创作原则的缺陷;二是理解和处理司马迁与汉武帝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三是杜周的戏多,李陵的戏少,写李陵才能有助于司马迁形象的塑造。     

孔子“中和为美”的批评标准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孔子倡导"中和为美"的批评标准,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之说。二者有同有异,从孔子与司马迁对内容与形式的不同态度、怨刺与悲怨的不同表达以及两种批评标准中理性与浪漫的不同展现三个方面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司马迁对历史学的认识与实践

司马迁不仅对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 ,而且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也是卓尔不群的。司马迁肯定论载历史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提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史学目的论的一家之言 ;在历史编撰学上创立了纪传体通史体裁 ,提出了历史撰述三重宗旨说和历史研究三层境界说。司马迁还努力将自己对于这些历史学问题的理解系统地贯彻到《史记》的创作之中     

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文化考察

作为汉魏六朝赋的一个重要门类,音乐赋承载并阐释了古代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从共时性的视角来看,音乐赋体现了传统音乐文化的宇宙品格和伦理内蕴;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音乐赋又阐释了音乐文化从教化到娱乐、从道德美到艺术美的嬗变轨迹。     

刘咸炘《诗系》思想渊源考

刘咸炘《诗系》一文是他诗学思想的主要体现。《诗系》是根据钟嵘《诗品》溯源法,对汉至唐期间近一百位诗人进行评论,并将遴选出的诗人分别溯源于《颂》《小雅》《国风》和《楚辞》系。《诗系》溯流别的创作方法直承钟嵘《诗品》;对遴选出诗人的评价体系则来自王闿运的《八代诗选》和宋育仁的《三唐诗品》;强调《风》系的美刺作用,则是源于章学诚倡导诗歌抒发情感应该合乎封建道德教化规范的诗学观。     

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文化考察

作为汉魏六朝赋的一个重要门类,音乐赋承载并阐释了古代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从共时性的视角来看,音乐赋体现了传统音乐文化的宇宙品格和伦理内蕴;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音乐赋又阐释了音乐文化从教化到娱乐、从道德美到艺术美的嬗变轨迹.     

沈德潜“怨而不怒”说刍议——以《说诗晬语》为例

"怨而不怒"在承认"诗可以怨"的基础上,强调了情感的净化与沉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的诗教观。沈德潜以"诗品与人品合一"为阐释准则,从作家论、创作论、批评论三个维度对"怨而不怒"进行解析:在作家方面,重视诗人主体的"襟抱"和"学识";在创作方式上,将"美刺比兴"与"温柔敦厚"相连;在批评标准上,强调内容的"雅正"和情感的"节制"。     

论铭箴的美育功能

铭文和箴文是两种审美性较强而突出教化意义的文体,前者美刺结合,以美为刺,后者以刺为主,在警诫中折射家国情怀,抒发个人情志,并具有文学形式之美,二者都体现出《文心雕龙》及整个古代文论礼乐结合、寓教于乐的特征。刘勰对铭箴特性与功能的揭示推动了这两种文体的独立写作。后世箴文在传承警诫意义的同时,文学性或审美特性不断增强。箴文还以格言警句形式存在于诗文,有些小说甚至围绕某种警诫讽谏话语演绎故事,彰显美育功能。     

历史撰述和历史教学的庸俗化与通俗化

从文学性到小说化,是历史撰述与教学戏说化的准备阶段;从小说化到戏说化,是历史撰述与教学庸俗化的生成阶段。历史撰述与历史教学庸俗化的生成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历史庸俗化具有杜撰历史、颠覆历史因果关系,异化历史教化功能、唯利是图等特质,危害甚大。历史撰述与教学的通俗化具有真实性、因果理性与教化性、大众性与生动性等特质。因此要让历史撰述与教学从庸俗化走向通俗化,就要遵循历史通俗化的原则,从思想、学识、学风教风、制度等方面着手改变。     

试论《史记》自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自注形式以见其心志，以明其去取，体现了其撰述的别识心裁。本文结合《太史公自序》、《史记》十表等，对《史记》自注的内容和意义进行探讨。     

司马迁的形象塑造之刘邦“大骂”

司马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对人物形象进行立体真实的刻画,汉朝开国君主刘邦是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司马迁在塑造刘邦这一形象的时候给予独特的视角与关注点——"大骂",同时他敏锐地感知并分析了刘邦"骂"这一情绪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使得刘邦的"骂"起到了"统御术"的政治功用。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一系列的举动,体现出刘邦理性地掌控和处理情感问题的能力。司马迁对刘邦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他理性思辨的高度,表达了自己对刘邦这一特质的辩证性的理解,有其研究的价值。     

爱伦·坡的音乐美与忧郁美

爱伦.坡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歌美学的理论,他的诗歌真正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理论。他在其诗歌中追求形式美、音乐美、忧郁美。强调"为诗而诗",拒绝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教化意义。     

新儒家唐君毅对现代西方美学的反思与批导

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一生撰述,始终贯穿人生、中国、世界三个主题。他对建构具有民族特色与优势的中国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理论自觉。他从民族文化立场上对西方美学进行批导,从中西美学的差异性上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反思,从混沌之中灵根再植,探讨中国美学的建构之道。他对西方美学理论的反思与批导,对今天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具有宝贵的作用。     

《诗经》教育接受与阐释演变——从西周到两汉

《诗经》从产生就具有礼乐政治教育的功能,对它的阐释运用也可以说是《诗经》教育活动。这里通过考查其教育主体对象的重心变化,对《诗经》的阐释倾向变化原因作新的解释。我们认为,从西周到汉代的《诗经》教育接受,其重点教育对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周时期以"元子"为主,对诗意的阐释运用主要时教化性的仪式活动;春秋时,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主要接受对象主要是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去学习《诗经》;汉代则以"帝后"为主,"美刺"的阐释倾向成为主流。     

论唐宋时期文学教化思潮的三个特点

文学的教化思想自古就有,历久不衰。《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汉代《毛诗序》中阐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除诗歌外,古文也体现了关注社会的方面。先秦时古文以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为主,前者记事,后者立言,无不有关教化传道。《春秋》的“一字褒贬”笔法就是通过用词表达儒家学派对历史事件的态度,从而传达儒学的思想,达到其讽喻或褒扬的目的。汉代史家司马迁、班固等都有关于文章要有补于世的阐述。汉大赋的劝百讽一模式更是念念不忘劝讽教化。这些理论思想在后世源远流长,整个封建社会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