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路的财婚现象

随着宋代门阀制度的衰落以及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论财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福建路的财婚现象相当突出。这种婚姻陋俗给福建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官僚士大夫们对它的关注和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     

宋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初探

晚唐至宋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发展阶段。伴随着科学制度的确立而产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至宋代成为具有确乎不动势力的独特的统治阶级。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充分发展,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古典美学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在后期封建社会中,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日益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发展中占统治地位的潮流。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亟待加强。     

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历史演进至宋代,反映广大庶民百姓文化生活情调的俗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一)市民文化大为兴盛;(二)俗文学创作的繁荣;(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特色出现了雅而俗化的趋势。宋代俗文化的发展,与宋代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首先,社会关系的变革,庶人阶层的崛起,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为文化下移创造了条件;其次,大量的下层士人进入上流社会,使世俗化的审美标准得以在上层社会确立;再次,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俗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条件。     

宋代文字狱成因浅探

宋代文字狱成因主要包括集权专制对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控制、党争需要以及因违书而起狱三个方面。     

试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庶民地主及工商业地主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富人阶层中的重要构成力量。士大夫阶层提出了维持现状的“保富论”。他们大都为富人辩护，反对抑兼并，反对夺富人之财以予贫人的行为，要求政府保护富人的财产和经济地位不受侵犯，这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主流声音，充分表现了他们在财富领域的保富思想。     

从宋代瓷器装饰看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与之相适的陶瓷也在前代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其质地与纹饰逐渐趋向艺术化,而这种转变都直接或间接受作用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喜好,因而本文将透过宋代瓷器的艺术化装饰来一探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观。     

西周时期的阶层外婚与阶层流动

阶层外婚指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之间的婚姻。西周时期的绝大多数婚姻是阶层内婚,但也存在少量阶层外婚。后者包括丈夫地位高于妻子和妻子地位高于丈夫两种情况。在这些阶层外婚中,夫妻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拼搏是实现进一步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地位高的一方会有意无意、偶然必然地提带另一方,使后者地位提升。当时有些女子因婚姻使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一些男子通过婚姻使自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宋代既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是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益悔风流多不足须知恩爱是愁根——再探朱淑真的身世和婚恋

宋代女诗词家朱淑真的身世和婚恋一直倍受后代研究者的关注,但由于资料匮乏,研究者往往针对其诗词作品进行推测,以致凭空加入许多想像的成分。文章从现有文献资料以及朱淑真作品本身入手,对其前诸多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并据此进行另外角度的考证和推理。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元代少数民族官僚家族婚姻初探

元代汪古马氏家族源自西域,在未进入汉地之前,基本上与非汉族人联姻,具有较强的族群认同感和种族联姻特征。入元后,随着该家族逐渐深入汉地,其通婚由种族婚姻向政治门第婚姻不断转变;且大多与与自身身份地位接近的中低级官僚联姻。另外,马氏家族还十分注重选取与自己同样倾向汉文化且具有较高汉化儒学水平的家族和个人为联姻对象,这从一个侧面映射出该家族逐渐汉化和儒化的历史进程。另外,随着家族居地的变迁,马氏的通婚还表现出一定的地缘性及情感和交谊因素的成分,反映了元代少数民族中低级官僚家族通婚状况的许多共同特征。     

市民化宋代文人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由于市民文化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的成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平民化的宋代文人,具有与市民趋同的婚姻观念,肯定私情,忠于情爱。在这种婚姻观念的作用下,崔张故事在宋代的咏唱,具有了与《莺莺传》不同的主题意旨,表现了对男女私情的深切体认和肯定,对功名利禄的鄙薄,以及对负心男子的批评。     

元代两种婚姻形态的探讨

元代北方地区流行收继婚,南方盛行典雇婚,两种婚俗都是在经济利益趋势下的行为。父权、夫权、族权践踏了妇女的人格尊严与情感因素,元代妇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处境进一步恶化。     

明代莆田文风与中央文学的下行渗透

莆田文学是明代福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福州、晋江等地不同,莆田文学较为传统、保守,带有浓郁的理学背景和士大夫色彩,一向被学界所忽视。这一文风的形成,远溯宋元理学传统,近以明初翰林应召为契机,以强势的地方科举文化为依托。通过翰林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言传身教,借助诗学师承、致仕耆老会等途径,将馆阁文学、京城文学中的一些官方元素注入地方文学活动之中,这既是儒家思想引导下的一种对地域公共社会的文化控制和文学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央文学与地域文学之间的积极互动。     

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婚姻观念流变之关系

先秦时期,处于初创阶段的孔门儒学伦理思想对婚姻的制约还不突出,女性在婚姻中还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在恋爱中也常常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性。秦汉至隋唐,儒学伦理思想对婚姻的制约日渐强化,反映在婚姻问题上除了强调在婚姻家庭中丈夫拥有对妻子的统治权以外,还要求显示婚姻双方各自家庭社会地位、身份的门第的等同。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妇女守节,并形成相关制度,从而使片面要求妇女守节的风气愈演愈烈,贞操观比较典型地暴露了儒学伦理思想落后腐朽的本质。     

晚清赘婿婚现象初探——以江浙地区为例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现诸多新的发展因素和趋向,传统的与新生的彼此混杂,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特殊状态。表现在婚姻问题上,一方面以知识分子为先导要求婚姻解放、婚姻自由;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和阶级分化的加剧,一些相应于贫困而生的婚姻形态重新流行于基层社会,赘婿婚就是其中一种,并在不同地区、不同个案上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由于赘婿在家族、宗法中的特殊地位,也引发了不少有关继承与财产的纠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