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蹈·漂泊·本真——从张炜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入手谈其小说创作的变化

在当代文坛,张炜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有着沉重的道德意识和知识分子的救世理想,“道德”是张炜小说的基本价值立场。面对着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当代中国,张炜强烈呼唤知识分子的救世责任。但是,张炜创作价值取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张炜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高蹈的理想者、不流于俗的漂泊者逐渐回归到生活中的本真状态。     

论张炜笔下的“民间英雄“系列

张炜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来自民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作品中他们最后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这是“民间”给张炜创作带来的局限。强烈的“民间”意识既成就了张炜也限制了张炜。     

张炜小说中的道家精神

道家文化对张炜的影响是潜隐然而又是深刻的,张炜对道家的价值观表现了明显的接受与认同:他突出地关注自然,要求平等地对待自然,反对以损害自然为代价发展经济;他赞美质朴自然的人性,强烈抨击那些巧言善辩、虚伪奸诈的恶人。在《古船》等作品中,他肯定了柔弱不争的处世哲学,而对财富的积聚、权利的争夺表现了本能的恐惧。道家精神在张炜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论张炜小说胶东生态民俗描写所体现的精神蕴涵

张炜的小说致力于描述饱含生命活力的民间世界,他的作品中运用大量的自然生态意象,对众多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描写,还原真实的民间生存形态,礼赞自然、感恩大地,坚持理想、守护家园。本文关注张炜作品中所体现的具有胶东地域特色的生态民俗,对张炜小说中的动植物描写进行了梳理,以求从中解读张炜作品的精神蕴涵。     

论张炜小说的苦难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炜是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以其独特的创作,众多的作品,张炜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女性的苦难,社会的苦难,文革的苦难,张炜对苦难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张炜从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人物的悲剧,发现他的作品深藏于其中的苦难。     

看《大家》

本期《大家》,虽有张炜、陈丹燕等“大家”的捧场支持,却少见力作。喜爱《古船》、《九月寓言》中张炜风格的读者,恐怕会对这篇《丰姿绰约的年代》(中篇)感到失望。张炜     

论张炜小说中的流浪叙事

张炜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关于流浪的书写,包括为了生存的流浪者和精神流浪者。这些流浪叙事的书写,不仅是小说情节结构的一部分,还蕴含着作品现实审视和精神追寻的意义和价值。张炜小说流浪叙事的生发主要有三个原因:作家自身的因素;文学中的流浪母题的传承;社会时代环境的影响。     

构建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基础——王辉教授专著《纯然与超然》点评

刘增杰先生在序言中,从对张炜创作理念的整体把握,对张炜小说创作思路资源的研究,对张炜小说内在逻辑结构、文化意义及其创作潜在困境的探讨,给予王辉的专著《纯然与超然》较高的评价。应该说《纯然与超然》具有理论的深刻性、把握的准确性和研究的精细性。     

张炜小说的故土情结及其文化意蕴

张炜的小说创作中,存在浓重的胶东故土情结。它基于齐鲁儒道互补的文化,使得胶东新时期以来的发展与变化、乡村与城市、现状与未来,成为张炜目光的焦点,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根意识。这种意识从张炜对方言写作的青睐、对胶东文化的热情中也可见一斑。     

精神家园的另一种寄托——张炜小说中的恋母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是作家张炜对精神家园苦苦寻找的一种寄托方式,在张炜的作品中,大都存在着对“家园”的守护和寻找,主人公作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要保持独立,不受侵犯,还要在现实生存中进行挣扎。张炜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俄狄浦斯情结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人类进行道德关怀的结果。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章学诚是鲁迅的乡先贤,对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直接影响了鲁迅早期的辑录工作;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影响了鲁迅在读经读史问题上的见解,并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身份的迷失与寻求--试论张爱玲与鲁迅小说中的文化反思

20年代,鲁迅开启了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的伟大工程,40年代,张爱玲继承并发展这一伟业：1．通过固守传统者身份的迷失,鲁迅反映传统文化吃人的角度主要是从社会－外向视角,而张爱玲立足社会,又集中在家庭－内向视角,从“外人”帮吃,到“内人”帮吃反映得更为深刻;2．鲁迅笔下的人物仅是被吃,而在张爱玲笔下不但被吃,而且还自吃、吃人,张继续关注女性并进一步推出女权主义;3．鲁迅、张爱玲都表现传统文化“恶”与西方文化“恶”合流之后更具有吃人性,但张爱玲把封建社会逐渐被资本主义打败这一过程表达出来;4．张爱玲与鲁迅都关注小人物悲剧,但张爱玲从鲁迅的横截面、单一悲剧发展到丰富的生活、多重悲剧,并深刻地发掘了人性。这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从“后殖民”视角比较鲁迅与张艺谋的“丑陋的中国人”叙述

鲁迅和张艺谋的作品都有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叙述,近年来有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共同解构他们的作品。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一,对待西方大奖,鲁迅和张艺谋态度截然相反。其二,张艺谋的电影精心设计以民俗为中心的符合西方人＂口味＂的＂中国想象＂图景,从而成为西方＂他者＂眼中的＂东方＂;而鲁迅对中国的＂描写＂不是为了取悦西方人,他是站在中国＂自者＂的立场来＂描写＂中国。其三,鲁迅创作的目的是＂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张艺谋的电影过于重视形式,而对思想主题的挖掘不够重视,作品的批判性减弱,有部分作品甚至冲淡或遮蔽了原小说积极的思想主题。     

论张天翼对鲁迅小说风格的继承

张天翼因为鲁迅小说的影响和启发而走上了左翼文学创作道路,而且他自成一体的创作风貌便是在学习和继承鲁迅小说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主体与公理的辩证--以《华盖集》为中心看鲁迅对“公理”的态度

鲁迅对"公理"的反思在其留日时期(特别是在章太炎抵日后)即已产生。而1925年他与"《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们的论战则给了他在现实中检验其反公理思想的契机。"公理"逐渐为鲁迅捕获并树立为批判的对象,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鲁迅对"布施尊敬"的反感、对"公允之言"的厌恶和对空洞"公理"的拒斥。"公理"既是空洞又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特点紧紧与鲁迅论敌的"局外人"态度联系在一起,因此"公理"是悬浮于主体之上的,而鲁迅主张抛却公理的外衣,赤裸地在"风沙"中斗争。但是,受到章太炎"齐物"思想影响的反公理思想在主体中却不能贯彻到底,"峻急"和"随便"在鲁迅思想中展开了辩证。     

生命价值的重审--浅谈鲁迅《采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采薇》体现了鲁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古代忠臣形象的全新价值判断.通过对历史人物伯夷与叔齐的“故事新编”,鲁迅对“骨气”、“忠诚”的定义进行了个性化的诠释.鲁迅用自己的怀疑、否定的眼光剥落了伯夷、叔齐神圣的外衣,还原了他们精神的无价值.鲁迅在这篇作品中直指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又一实质：善于转化矛盾,以求自保;避重趋轻,苟且偷生.     

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根基的再认识(下)

文章分析了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与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的同与异,分析了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同人与“校”和“刊”的同与异,进而分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S会馆”与“校与刊”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恃和抗衡的一面,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的两个体现逐步深化的认识框架：一者是“S会馆”与“校”和“刊”的“鼎足而立”,另者是“S会馆”本身即呈“三角张力”。由此可见,从章太炎到鲁迅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根基性作用。     

张姿平:彻底失败的人生与 并非完全失败的创作

张资平是一位人生的失败者,但其文学价值并非鲁迅给出的“△小说学”所能概括.张资平至少在新文学社团流派发展、开创现代白话长篇小说文体、开拓市民文化空间、建构灵肉一致的新道德等方面具有重要文学史研究价值.     

Lu Xun''''s Exposition on ″Three Caos″

鲁迅结合汉魏之际的政治情势考察了曹操和其子曹丕、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破除历史偏见,突出了曹操在建安文学风貌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文学史上首次为曹操正名。他着重论述了曹丕影响下建安文风的发展变化,认为文学风格的“华丽”“壮大”是曹丕提倡的结果,充分肯定了曹丕的功劳。他还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审视曹植的“辞赋小道”说,分析曹植的矛盾心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韦丛芜"神驰宦海"之探究

对韦丛芜在抗战时期弃文从政,长期以来争议较大,也颇有微词。鲁迅先生哀叹其"神驰宦海",更有研究者认为是其人生败笔。然韦丛芜是怀揣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心走上从政道路,从政期间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理想与实践,对于今天新农村建设仍具有启示作用。只是他为这段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