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创新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决策者起着关键作用。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模型,就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R&D投入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高管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且可通过R&D投入的中介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3年沪深两市12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高管激励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以及从不同类别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验证高管激励调节作用大小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2高管的教育水平越高,企业与研发投入就越多;3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上起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高管股权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明显大于其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虽然不明显,但是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也略高于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07-2009年年报披露研发投入的5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报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研发投入越多;高管短期报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也呈正相关关系。高管短期报酬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低成长性和低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短期报酬激励的影响。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可用冗余和过度投资——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

以我国2012～2016年间沪深两市A股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及其引发的经济后果,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在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方面存在的作用。结果表明: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正相关;过度投资是可用冗余负向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高管股权激励负向调节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     

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性质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

以2011—2014年376家中国制造业家族上市公司为有效研究样本,运用SPSS 18.0统计软件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度、高管性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性质在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影响上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降低研发投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或CEO由该家族成员担任时可以增加研发投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或CEO由家族成员担任时可以减小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高管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水平

以201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调研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激励政策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治理提升具有正向影响,控制权的比例在股权激励机制提升企业治理能力的作用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持股可以显著提升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治理能力的促进作用。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混合所有制改革、控制权配置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

以2015—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所有权特征和控制权配置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样本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深度、混合所有制制衡度以及非国有资本控制权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均最大...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

随着股权激励在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我国的部分上市公司也开始尝试这种激励方式。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近五年的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情况,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持股与公司各项业绩指标相关性,以及高管人员持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高管认知与企业创新投入——管理自由度的调节作用

高层管理者在创新方面的认知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依据2010年在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由文本分析法所测定的企业高管在创新相关方面的认知程度,以管理自由度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了高管认知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方面认知程度的提升会带来企业创新投入的显著增长,同时,我们将管理自由度的两个代理变量——公司年龄,是否国有的调节作用加以检验,结果表明,当高管享有较高的管理自由度时,其认知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效果将更为明显;本文也讨论了研究结论的理论和管理实践意义。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间公告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保证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草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并且市场能够意识到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9—2019年上市公司A股数据,基于"激励与监督主义假说"和"机会主义假说",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认购董责险(董事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董事高层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在考虑了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后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在董责险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均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董责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相较于内部控制较差的公司,董责险的激励与监督效应在良好的内控环境中能够得到有效释放,进而激励管理层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研究为"激励与监督主义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全面认识董责险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效应,为我国上市公司决定是否引入董责险提供实证依据。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类型视角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人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双重角色分析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204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从整体上实证检验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然后从股权激励授予对象（管理层与核心员工）的视角，分析研发投入在二者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且与管理层股权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发投入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在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研发投入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非家族高管涉入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基于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根据家族企业发展过程的现实情形,基于家族企业治理的相关理论,引入冗余资源这一情境因素来进一步分析非家族高管涉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对2008—2020年家族上市企业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非家族高管的涉入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不同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异质性的调节作用,未吸收冗余促进非家族高管涉入与企业的研发投入的正向关系,而已吸收冗余则会产生负的调节效应。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通过选取2014—2019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将企业创新活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相结合。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研发投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该效果在当期无法发挥,在滞后期促进作用显现,且可以持续三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两者的关系为"倒N型",当股权激励强度处于[1.863%,7.295%]时,激励效果最好,且该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和持续性。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滞后的促进作用,且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期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有效进行创新活动和实施股权激励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自由现金流的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以2007-2010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13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现金流对高管激励(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薪酬激励均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不仅是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变量,同时也是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变量;高管激励、自由现金流、研发投入三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