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     

游侠文化背景下的魏晋游侠诗论

魏晋游侠诗的主题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诗人精神追求的符号和象征;二、抒写个人价值的媒介;三、传统游侠精神风貌的讴歌;四、借游侠行乐的贵族生活。这一丰富多彩的内容植根于传统游侠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魏晋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融的影响。     

李白的游侠经历和游侠精神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诗人。观其一生,游侠经历对他的生活和创作都有深刻影响。文章对他的游侠经历和游侠精神作了初步探讨,并简要分析其渊源。     

建国以来《游侠列传》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学者围绕《游侠列传》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前研究颇有政治化倾向,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的游侠精神。     

司马迁笔下的西汉游侠

西汉游侠渊源于“士”,具有“不轨于正义”的反封建法制行为、“千里涌义,为死不顾世”的道德观念、“莫不延颈愿交”的群众基础等特点。司马迁颂扬西汉游侠,与其在政治上主张“德治”、遭李陵之祸、了解社会下层人民苦难和上流社会丑态的思想与经历有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的特殊群体:游侠——读《汉书·游侠传》

游侠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为数不多,但却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乐善好施,张扬洒脱,鄙薄财物,对身外之物抱以忽视和超脱的态度.但是他们桀骜不驯,唯我独尊.意气用事.轻视生命,对异己者任意杀戮.他们的种种行为不符合当时的礼法和道德观念,所以一直游离在社会的边缘.班固的<汉书·游侠传>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群侠图.     

先秦游侠的道德生活探析

游侠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特殊群体,它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品格在社会变革、尚功尚利的战国时代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独特的精神品质也反映了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道德生活中质朴和纯真的一面。     

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廷。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闻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     

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群像

咏侠诗是古典诗歌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流品。它产生于汉魏,发展于六朝,至唐达于鼎盛。唐代诗人用慷慨之笔来抒写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将豪迈不羁的精神追求和壮志难酬的不遇悲慨寄托在形形色色的侠客身上。因此,与魏晋六朝时期相比,这些游侠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为鲜明生动,主要包括：古代游侠、唐代游侠、另类游侠。     

曹植游侠诗论——以《白马篇》为中心

曹植的《白马篇》是魏晋游侠诗的代表作。曹植使游侠第一次进入诗歌创作领域,并升华了先秦游侠思想的价值取向。曹植的游侠诗无论是在诗歌体式还是题材内容方面,都为后来游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诗歌范式方面的借鉴。     

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与都城空间

游侠是都城多元文化的产物,唐代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最典型地体现出人与都城空间的互动关系。游侠通过“游”的行为,不仅从物理上意义上打破了空间阻隔,也勾连起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社会意义上打破不同阶层的壁垒。游侠不仅是都城景观的观察者,也是景观的构成者,丰富了都城景观的美学层次。文学作品中的游侠形象,更是世俗欲望与理想光辉的集合体,他们有重利轻义、扶危济困的一面;亦有铺张浪费、肆意陈欲的一面。“以武犯禁”时,他们是秩序的破坏者;为王前驱时,他们又是特权的维护者和享有者。这种矛盾背后,正折射出游侠形象与都城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从地域及心理两个层面拓展了都城空间,并完成了对都城的人格化塑造。     

再识游侠——兼与诸先生商榷

游侠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青睐,研究范围很广。但对游侠的概念及其构成等基本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文章以全新的视角,抓住游侠身份属性、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定义游侠并分析其构成和存在方式,剖析了游侠的三大基本特征"私、游、义"。同时对影响学界认识游侠真面目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以期客观全面地认识游侠。     

论汉代史家游侠观的演变

汉代三位史学家都对游侠做过评述,司马迁指出游侠“行虽不轨于正义”,但其人品和社会作用值得称道。班固不满司马迁的论断,同时也客观描述出两汉游侠人品的新特征。荀悦出于“放百家之乱,一圣人之道”的目的,对游侠的存在深恶痛绝。这三者游侠观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三位史学家史识的差异,更折射出政治专制对学术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魏晋南北朝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的演变——以曹植、阮籍、左思、鲍照诗为例

史学游侠形象是由西汉司马迁塑造的,文学游侠形象最早出现在汉末魏初。汉末世积离乱,文人认识到生命的短暂,生命意识开始强烈起来。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多家思想交融,文人们渴望利用有限的生命建立功业、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他们视侠为情感的重要寄托。诗人笔下的侠也各具特色,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游侠文化的繁荣深刻影响着后世传统文学。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人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