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民俗视角下的《诗经》研究——以顾颉刚的《诗经》民俗学阐释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诗经学研究逐渐为现代诗经学研究所取代,《诗经》的经学意义被文学解读所消解、淡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顾颉刚的《诗经》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经学阐释观念,将其对"音乐"和"民俗"的独特理解融会于《诗经》阐释中,即以民俗学的方法来解读《诗经》。主要从认定了《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以民间文艺的眼光廓清《诗经》旧解的附会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述。     

《诗经》的文化观照

从《诗经》与儒、释、道;《诗经》与政治文化;《诗经》与农耕文化;《诗经》与宗法文化;《诗经》与伦理文化;《诗经》与婚丧文化;《诗经》追求自由的倾向等七个方面阐释了＂诗经文化＂。《诗经》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明与文化的镜子,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历史。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新颖独到同时又功力扎实的《诗经》研究,成就了其在现代《诗》学史上大师的地位.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寻求《诗经》本身“诗”的本真面目为终极目的,综合运用训诂学、现代语法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精神分析学等多学科方法,在文字校勘、词义训诂、意象解析中渗入审美阐释,在极大破坏传统《诗》学的同时重建《诗经》阐释系统.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体系为后人广泛借鉴.同时,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     

论汉代帝王与通《诗》致用

汉代帝王多习《诗》,甚至部分帝王兼习数家《诗》。他们也提倡通《诗》致用,即依据《诗经》或其经学阐释来制定各种政策或采取各种政治行为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汉人改变了先秦《诗经》"不切于世用"的特征,而广泛用《诗》;同时,这也促进了汉代《诗经》与政治的结合,促进了《诗经》阐释的政治化。     

《诗经》分类与《诗经》的文学阐释——以许啸天《分类诗经》为例

该文就不同《诗经》分类形式的具体内容和分类依据作了一定的整理和概括,以《诗经》现代分类(以《分类诗经》作代表)为突破点,对《诗经》的文学阐释表达几点想法。     

《诗经》教育接受与阐释演变——从西周到两汉

《诗经》从产生就具有礼乐政治教育的功能,对它的阐释运用也可以说是《诗经》教育活动。这里通过考查其教育主体对象的重心变化,对《诗经》的阐释倾向变化原因作新的解释。我们认为,从西周到汉代的《诗经》教育接受,其重点教育对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周时期以"元子"为主,对诗意的阐释运用主要时教化性的仪式活动;春秋时,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主要接受对象主要是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去学习《诗经》;汉代则以"帝后"为主,"美刺"的阐释倾向成为主流。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两大贡献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开创了综合性文化型的研究方法与学派。他继承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 ,而益以近代的科学方法 ,运用多学科知识 ,不仅对文字词义作了新的训诂 ,而且对诗的意旨进行了文化的阐释和体贴入微的把握。他特别注意对隐语的象征意义及其原始的文化内涵的考索。贡献之二是强调让《诗经》回归于诗学本位 ,将语言训诂、文化阐释与审美鉴赏融合为一体。他主张既要用“诗经时代”的眼光去读《诗经》 ,又要用“诗”的眼光去读《诗经》。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不但全面地提高了当时学术界《诗经》研究的水平 ,并开辟了一条文化阐释与艺术审美结合的研究新路 ,它已成为当代的热点之一 ,为后世学者所遵循。     

明代诗话中的《诗经》文学品评

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主要围绕四个话题展开:对《诗经》的产生历史进行文学性的探源;对《诗经》的审美意蕴进行多视角的揭示;对《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悉心细致的体味;阐述《诗经》对后世诗风诗情的智慧启迪。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使得明代《诗经》的文学阐释更为精彩。     

三读《清塘荷韵》 品悟季老格调

翻开中国文化史,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清香,让人默默地感动。《诗经·郑风》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之佳句,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更成为咏荷的千古绝唱。从诗歌源头《诗经》,再到现代散文,莲以清丽的容颜、高洁的情操,深植于中国文1人的血脉中。《清塘荷韵》选自苏教版《语文读本》必修二,     

《春秋繁露》引《诗经》特点初探

董仲舒《春秋繁露》20多篇称引《诗经》,篇目主要涉及《大雅》、《小雅》、《邶风》、《卫风》、《魏风》、《周颂》、《商颂》、逸诗;多引用《诗经》原来诗句,带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改易引用《诗经》部分字词或句序,为释文所用;引用《诗经》的一些诗句,进行阴阳灾异观点的阐释;客观上使严肃的论说文章增加了诗意和文采。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     

论王念孙父子治《诗》方法及现代影响

高邮王氏父子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大家,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王氏父子《诗》学成就得益于其家学传统、个人的勤奋努力以及同代学者的相互鼓励。他们以博采群书、融会贯通的治学精神,通过因声求义、归纳通例、以三家诗考证文字的治学方法,取得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并对现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李山《<诗·大雅>若千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是近年来《诗经》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从不同层面上坚持《诗》与礼乐文化的一致性,又力图探求《诗三百》的实际,因此也都是带着沉重传统负荷的“诗经原始”。     

论日本古代的"诗经现象"

《诗经》在日本流传,产生了大量研究著述,《诗经》和这些著述一起,给学者精神层面以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文化现象。可以把它们用"诗经现象"这个词来概括,其内涵涉及到文学、思想和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     

《诗经》中的鸟儿

孔子曾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实,学习《诗经》,并不仅仅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称,而且它们在诗中大多都承负着比兴、喻托之重任,所以我们更可以从鸟兽草木的各个具体个体特点、习性的认识基础上,进而深刻领会诗中的深意。单就鸟儿来讲,有的甚至已成为化积淀中的固定意象了,比如：鸳鸯、燕子、喜鹊、大雁、布谷等等。     

从苏辙对《毛诗序》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

苏辙是北宋名的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诗集传》是其研读《诗经》的重要学术作，此书阐述了他独特的《诗经》学思想和政治学态度，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对于《诗序》的作及其尊废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并主张序言诗，这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探讨了苏辙在《诗集传》中对于《毛诗序》的辩驳，以正视苏辙在《诗经》学只上的地位。     

关于沈守正《诗经说通》的诗学考量

沈守正的《诗经说通》是明代众多《诗经》学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在《诗经说通》中,沈守正采用了"通其滞义、归之合并"等解《诗》方法,以文学文艺之眼光解读《诗经》,取得了较大成就,充分体现了晚明《诗》学发展的新特征。同时,由于时代等因素局限,沈守正在解《诗》时也难免存在不足和偏颇之处。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赋诗言志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诗经》中的乡土情结

乡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乡土情结是历代文人重要的创作题材.《诗经》中的乡土情结反映了中华民族远古时代人们的乡土情怀,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厚重的乡土情结从《诗经》中人们对乡土的关怀、对乡土的依恋和离土之痛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通过研究《诗经》中的乡土情结,我们不仅可以得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和结论,而且可以发现某些新的学术问题,最终丰富和完善《诗经》的综合研究.     

胡适的《诗经》研究

在现代学术史上,胡适充当着开山人的角色。《诗经》研究虽不是胡适的用力所在,但他仍是现代《诗》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诗经》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当时《诗》学界的观点,而其为回应整理国故运动进行的《诗经》整理,则为后来的《诗经》研究立下了一个新范式。胡适的《诗经》研究既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也存在着种种不足,是现代《诗》学史上独特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