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多种文化的交融

文章从文献学角度,用“内证法”证明,《楚辞》和“北方文化”具有一致性然而又迥然不同,“北方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楚辞》。再从考古学角度,揭示“南楚文化”是《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最后,从《楚辞》与现实生活中的“楚歌楚声”关系论证,“楚歌楚声”是《楚辞》文化的根。最后得出结论:《楚辞》家者流,主要是出自民间,并受到南北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北方文化”影响《楚辞》,《楚辞》直接接受“南楚文化”,“楚歌楚声”是《楚辞》直接的来源。确切地说:《楚辞》是多种文化的交融。     

郭焯莹“班固结集《楚辞》说”评议

关于《楚辞》十六卷的结集,当代楚辞学者在旧有的“刘向结集《楚辞》说”之外提出了“王逸结集《楚辞》说”。在此之前,清季民初的楚辞学者郭焯莹提出了“班固结集《楚辞》”的全新看法,鲜为人知。郭氏认为：以刘向对东方朔人品与作品的了解,他不会将《七谏》编入《楚辞》;王逸《九怀序》所说的“史官录第”是指班固(而非刘向)编录了楚辞作品,但因为王逸不满于班固对屈原的指责,不想彰扬班固,所以将班固的名字隐匿;班固所结集的《楚辞》篇第是《楚辞释文》的篇第。郭氏提出的“班固结集《楚辞》说”可以补证,但也有可议之处。《九思序》所说的“谱录”指的是《楚辞目录》,是班固参与撰写的《书部》中的一种,这就是“史官录第”的含义;王逸对班固结集《楚辞》一事并非刻意隐匿;班固结集的《楚辞》篇第应是今本篇第而非《楚辞释文》篇第。郭氏提出的“班固结集《楚辞》说”虽有疑点,但仍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关注。     

洪兴祖《楚辞考异》所引《楚辞章句》六朝“古本”考

洪兴祖校《楚辞》而撰《楚辞考异》，其中引《楚辞章句》“古本”２２条。所谓“古本”，乃指六朝时《楚辞章句》传写本。从“古本”不但可以了解《楚辞章句》文句在六朝时流传的一些情况，更可以据以校正历代《楚辞章句》文句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误、衍、倒等现象。     

关于《楚辞·国殇》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楚辞》西汉人刘向在天禄阁(汉朝国立图书馆)校书时,把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东方朔、荘忌、淮南小山、王褒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写的《九叹》编辑成一部书,定名为《楚辞》。东汉人王逸为楚辞作注释,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九思》,成《楚辞章句》。宋人朱熹,作《楚辞集注》。“楚辞”这个名词,在刘向以前就有。汉武帝时人朱买臣,能“说春秋,言楚辞”。不过“楚辞”这一名称在当时并不成为这种文体的通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之篇”。可见西汉早期称     

经典重构：文献学视阈下的宋代楚辞学转型及影响

随着刘向编辑《楚辞》成书及王逸《楚辞章句》的盛行,“楚辞”在汉宋间的篇目与概念基本被《楚辞》限定。而宋代楚辞学则发生了文本(文献)层面的转型,晁补之、朱熹等突破了旧本的思维限定,在更易“楚辞”篇目的同时重塑了“楚辞”概念,还积极拓展了楚辞文献的范畴,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楚辞”的重新构建。宋代楚辞学表现出的文本革新思想,直接促进了元明清时期楚辞学多元化面貌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楚辞学的发展。     

唐史家的楚辞学评论

唐史家对楚辞学有这样的评论：《楚辞》具有“怨刺”作用,“文”的特性,“情”的特点,“艳”的特征。他们以史论骚,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途径。     

楚辞的来源

“楚辞”之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史记·酷吏列传》云: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武帝时“楚辞”已成为一种可与《春秋》相提并论的学问了。到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有关“楚辞体”的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九叹》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至此,“楚辞”便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字了。后来,东汉     

屈原:《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兼论汉代的楚辞观

《楚辞》一书编纂问题扑朔迷离,纷纭复杂,但只要抓住“屈原是《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这一核心,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另《楚辞》的编纂也反映了汉人的楚辞观,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楚辞观,才将楚辞创作引向了衰微之路。     

《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

《楚辞》中提到的动植物有222种(类),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巫祝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屈原两次放逐的特殊遭遇等,是构成《楚辞》动植物景观的主要因素。与之相联系者,《楚辞》自然生态意识之表现特征与审美价值约有四端:一、图腾崇拜之原始遗韵;二、民神糅合之自然神世界;三、草木之巫术与药用价值;四、“心物”关系之有机统一。《楚辞》与《诗经》相比,其自然生态的“博物学”、“社会学”、“文艺学”与“教育学”四大层面之意义更为丰富多彩。自然生态之于屈原和《楚辞》作品,意义重大,启迪良多。     

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涉江》注释辨补

馀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此句中的“奇服”之“服”,有的注本同文相训,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简称《章句》)注:“奇服,好服也。”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曰:“奇服,奇伟之服。”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下简称《山带阁注》)曰:“奇服,与世殊     

试论庾信前后期对《楚辞》的不同认识和继承--兼论庾信后期文风的转变

庾信前期与后期对《楚辞》的认识和继承明显是不同的。前期，庾信作为“宫体”诗人，把《楚辞》看作是“吟咏情性”的“纯美”，对《楚辞》的继承也主要是对《楚辞》中“丽词佳句”的吸收。个人的不幸遭遇，使庾信后期对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庾信在创作中都有所继承。从庾信前期与后期对《楚辞》的不同认识和继承，就能够明显看出庾信入北后风的转变。     

屈赋拾诂

论道《离骚》:“汤禹俨而抵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古今楚辞在家训释其中“论道”一语,凡有三说。王逸《楚辞章句》云:“周,周家也。差,过也。言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由是观之,王氏是以“论议”训“论”,以“道德”训“道”的。后世朱熹,刘良等均从王说。另一说以洪兴祖为代表。洪氏《楚辞补注》云:“道,治道也”。汪瑗、聂石樵等均从洪说。还有一说,如马茂元《楚辞选》云:“论道,议论政治上的道理。”陆侃如(其著有《楚辞选择》)等人亦有此说。     

通向《楚辞》研究的要津——读汤炳正《楚辞讲座》有感

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然而由于教育的缺失,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对《楚辞》感到陌生了。近读汤炳正先生的《楚辞讲座》,我隐然看到了一座通向楚辞研究的要津。汤炳正先生乃当代楚辞研究大家,担任中国楚辞学会会长十余年,其《屈赋新探》、《楚辞类稿》为楚辞研究的力作,乃当今治楚辞学者之必备参考书。     

论朱熹王夫之等删增《楚辞》之失——《楚辞》中的汉人作品之价值研究之一

朱熹《楚辞集注》增贾谊《吊屈原》《服鸟》二赋与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汉人之作,大乱了《楚辞》之体,这是十分不当的。王夫之《楚辞通释》增江淹《爱远山》《山中楚辞》及删《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五篇汉人之作的做法及其断《招隐士》为“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说,亦然。考朱、王两大学者之所以有是失,盖因其为“文”所蔽而忽于究刘向编撰《楚辞》一书之体例所致。     

《离骚》题义新解

上海师大历史系王廷洽在同题文章中,通过对楚辞中“离”与“骚”用法的统计分析,指出《楚辞》中用作“遭遇”解的文字及用法完全与中原相同,故大可不必用与“离”的意思相反的“罹”、“遭”来解释“离”;《楚辞》中表达诗人“忧     

通向《楚辞》研究的要津——读汤炳正《楚辞讲座》有感

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然而由于教育的缺失,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对《楚辞》感到陌生了。近读汤炳正先生的《楚辞讲座》,我隐然看到了一座通向楚辞研究的要津。汤炳正先生乃当代楚辞研究大家,担任中国楚辞学会会长十余年,其《屈赋新探》、《楚辞类稿》为楚辞研究的力作,乃当今治楚辞学者之必备参考书。     

《楚辞》语词别释三则

一、盖(盍)为余而造怒。(《九章·抽思》)《抽思》这句中的“造”,注家们历来都认为是动词,并用“作”、“生”之类的词儿来训释。如,朱熹《楚辞集注》:“本无可怒,但以恶我之故为我作怒也。”王夫之《楚辞通释》:“造,作也。”马茂元《楚辞选》、聂石樵《楚辞新注》:“造怒、有意找岔子来生怒。”我认为,这样解释也是行得通的;但联系届原的生平事迹及其其它作品看,如把《抽思》中的这个“造”作形容词“疾”、“急”讲,则显得更妥当些。“造”是可作“疾”、     

关于《天问》中的“倏忽”

《楚辞·天问》“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今传《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各本王逸注作:“倏忽,电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头,速及电光,皆何所在乎?”今案:“倏忽”一词,古书多用,状急疾迅速之貌。而王逸注文“倏忽,电光”乃“倏忽,如电光”之脱文;脱而于义龃龉。但这一脱误的时间很早。唐柳宗元尝作《天对》有“倏忽之居,帝南北海”二句,自注云:“倏忽,在《庄子》甚明。王逸以为电,非也。”是柳氏所见《楚辞》王逸注已脱误。然而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引王逸注《楚辞》云:“倏忽,如电”;同卷又引作“倏忽,如电光也”(同条又引王逸注文“倏忽,急貌也”,系引王逸《招魂》“往来倏     

“敌众”与“敌家”

《楚辞·九歌·国殇》“凌余阵兮躐余行,主骖殪兮右刃伤”二句,今《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各本王逸注云:“言敌家来,侵凌我屯阵,践躐我行伍也。”此注“敌家”一词,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2册谓乃汉、唐古语,今语则分言“敌方”、“冤家”,并引《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敌家则数道并进”(‘则’字各本无,钱先生误衍)一语为证。今案:《楚辞》王注“敌家”本作“敌众”。《国殇》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