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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式的论文相比,中国式的点评更讲究“此中有人”。如何既保持研究者的客观性,又不失爱好者之真性情,进而在某种意义上回复中国传统的点评风格,是本论坛追求的一个“高难目标”。为达此目标,本期点评再次试验“插话”的形式,对有争议的作品,在正文的持平之论外加入“插话”——掩卷有感,意气难平,或欣喜若狂或深恶痛绝,均可在此一吐为快。然而,无论盛誉、痛诋,均须怀深情,讲道理,切忌立意不诚,徒逞口舌之快。本论坛希望藉此形式树立风格:持中正而展锋芒,以对抗而见平衡;同时,以文会友,与各方情投意合者深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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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第1期总体平平,点评从略。第2期头条是钟晶晶的《家谱》(中篇)。这是一部"笑中带泪"的作品。开篇讲述当年远逃台湾的大伯回乡探亲,以平易生动的拉家常式的口吻,在每个充满生活趣味的小细节上回旋点染,锐利地剖析了人情世故。随着叙述的展开,小说由现实进入历史。大伯此行名为"修京谱",实为寻找一位对二伯(在"文革"中入狱,出狱后被家人避弃,最后惨死)生前有恩的陌生残疾女人。多年来这个隐秘已变成不能碰触的伤疤被幸存下来的人刻意遗忘,极权主义对人的压迫,不仅造成了个体身心的巨大创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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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人民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断桥记》（晓航,中篇）。以“智性写作”风光独具的晓航这几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势头,此篇则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创作转型：从早期结合通俗故事元素探讨哲学科学命题的“智性写作”路数（以曾获鲁奖的《师兄的透镜》为代表）,转向探讨当下社会现实核心命题的“寓言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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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头条是新作家卢岚岚的《城铁》(中篇),一对青年夫妻在现代都市社会种种压力下,情感消磨麻木日渐枯萎,过着缺少安全感的疲惫生活。他们分别了发生一场发乎情止乎礼的暧昧外遇,最终以一个甜腻的俗套结局收束,生活得以润滑而各安其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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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风声》之后,《人民文学》二度刊出了长篇小说——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小说延续了《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严歌苓创作中着力塑造隐却自我、性格执著、长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东方女性”一脉,向读者奉献出“地道”的日本女子多鹤和地道的中国女子小环这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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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不少著名作家都推出了新长篇,如阿来的《空山2》、池莉的《所以》、张炜的《刺猬歌》、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等。然而,除了阿来的新作依然保持着《空山》系列的气韵,其余的都令人失望,或大失水准,或顺着以往的衰落轨迹继续下滑。倒是两位较年轻作家的长篇颇有可观处,盛可以的《道德颂》感情丰沛,刁斗的《代号:SBS》寓意精微,虽有缺点,但中气十足。更新锐作家的几个中篇也有出彩处,王维廉《非法入住》以实写虚的功夫、晓航《论我们灿烂的生活》与当下都市生活对接的能力、王松《守夜人的阳光》沉稳的叙述功力,都可圈点。"80后"两位作家也令人欣喜,笛安的《莉莉》以童话的方式写成长经历,张静的《珍珠》以荒诞的笔法写现代体验,感受真切,有新异之感。此外,迟子建的《福翩翩》、张惠雯的《如火的八月》都写贫贱生活的爱欲亲情,前者写老夫妻的温暖,后者写小儿女的绝望,都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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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第9期，看一篇罗伟章的《奸细》（中篇）足矣。 这两年一直看《人民文学》，罗伟章俨然“熟人”矣，但要问到如何评价他的写作，还是让人颇费踌躇。从《我们的成长》的朴素，到《大嫂谣》的真切，再到《变脸》的干瘪，罗伟章始终在“成长”也在摇摆。尽管“底层文学”一再升温，而罗伟章已俨然成为其中的“主力作家”，我们却不愿意看到一个新作家为了赶潮流而牺牲文学上的真正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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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的点评中,我们提出期刊刊发违规现象不容忽视的问题,引起不少朋友的共鸣。本期我们继续关注这一问题,对有问题的篇目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质疑。需要再次申明的是,我们完全是本着就事论事、就文论文的态度,在我们阅读期刊的范围内向公众提出报告。也希望各方朋友继续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讯息,让我们为维护文坛秩序共尽绵力。年初时我们也曾表示,本年度将真正执行刊物"进出原则",即凡我们正式点评的刊物,如果本期既无重要作品,又无重点话题,就暂不点评,待有进展后重新列入。在本年度进行的三期点评中,我们已经执行了这一原则,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出。此举也是别无他意,只是希望本论坛点评的有限期刊能真正代表当代创作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也从另一个角度督促优秀期刊保持水准,不断进取。另外,鉴于近年来小说样式单一,形式探索方面势单力薄,本年度我们在点评作品时,对具有实验创新性的作品格外关注。本期徐则臣的《西夏》(《山花》第5期)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论坛讨论的情况,我们不但使用了"插话",并且增加了"反驳插话"、"第三方插话"等形式,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使讨论更全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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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年初时节,各文学期刊曾有一度“开门红”。然而,从第2期(按双月刊记)起,本论坛在考察期刊时就不断感叹稿荒。本来预期第5期将有收获(大多数期刊会在征订期间展览优势),但结果仍是比较失望。总的感觉是,关注现实的作品根须扎得不深,而偏重艺术探索的作品,太缺乏创新动力。这两个原因应该说是老生常谈, 然而,越是痼疾,找不到根治之方,越会对当下创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本期最值得讨论的作品是陈应松的《太平狗》(中篇,《人民文学》第9期)——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这篇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性,而是从中反映出的有关“底层叙述”的苗头倾向。近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转向“底层叙述”,而刻意描写城乡之间紧张关系的写作策略也屡试不爽,苦大仇深者往往引人注目。本论坛应属最早关注“底层叙述”的批评者,陈应松的《马斯岭血案》(《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曾是我们当年重推的作品。对于其新作《太平狗》,我们原本也抱以颇高的期望,但读过却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该作对城乡对立模式的热衷,遮蔽了对两者关系复杂性的深刻体察,“穷人绝对正确”的非理性逻辑,则使作品止于快意,对苦难的极力展示非但没有达到加强冲击力的效果,反而使苦难抽象化了。以这样一种急切、简单、片面的方式“关怀现实”,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的主旨。随着“底层叙述”逐渐成为文学写作的又一热门,如何讲述“底层的故事”也成为一个必须谨慎面对的问题。这中间涉及到的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原则,更反映出作家的写作态度、道德立场、思考层次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叙述”首先需要的是诚恳和朴素。如果因题材引人和“政治正确”使“底层叙述”成为作家更好的“入场”捷径,从“为底层说话”到“拿底层说事儿”,那么就会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这是后来者需要警惕的,想必也是有违先行者初衷的。——邵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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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每年最后一期的作品通常良莠不齐,但每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新人新作以及尚处于上升期作家的力作,给人带来惊喜。今年也是如此。文学新人张静的处女作《采阴采阳》(《当代》第6期,中篇),以女性“真切的痛”写下“北漂”生活“原生的乱”,鲜活生动;徐则臣的《纸马》和《鬼火》(《上海丈学》第11期,短篇),都是扎实且结实作品,展示了作者日益圆熟的叙述能力;李浩的《日常的流水》(《十月》第6期,中篇)以流水的重复和单一描写一种人生的状态,意蕴的厚重与小说整体上氤氲的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气质。《夏冈的发明》(短篇,《山花》2005年第11期)则洋溢着后现代的游戏精神,面孔新鲜,骨骼轻盈。由香港、南京、台北三位年轻作者黄劲辉、葛亮、薛西分别操刀的《众字成城——年轻一代的三地书写》(《芙蓉》第 6期,短篇)不约而同地将现代人的孤独感作为主题内容,既富有震动的力量,又充满了无奈的焦虑感,让人一路读来既过瘾又刺激。陈启文的《河床》(《花城》第6期,中篇)可以视作1980年代风行的家族传奇小说在当下创作的延续,其诗性的语言和磅礴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大进的《葬礼》(《当代》第6期,中篇)堪称佳构,叙述功力令人称道;范小青的《我们的朋友胡三桥》(《当代》第6期,短篇)淡而有味,通篇充满迷离之气;艾伟的《田园童话》(《上海文学》第12期,短篇)如作者的一贯风格,将日常生活推向极端,对复杂的人性进行拷问。以上诸篇,加上迟子建具有史诗性追求的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第6期)和史铁生继《务虚笔记》之后继续进行灵魂探寻的《我的丁一之旅》(《当代》第6期,长篇节选),岁末的这桌文学筵席,也该算丰盛。 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是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也许是时值年末,本期有关农民题材的小说也更加集中。《人民文学》继第10期推出陈应松的《太平狗》(中篇)之后,又在第11期重头推出罗伟章的《大嫂谣》(中篇),并配发“编者留言”,由此也显示出“底层叙述”不但已经从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也开始从一种“异质性叙述”,变成为一种“主流性叙述”。正因为如此,近期在有关“底层”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在上期有关《太平狗》的点评中,我们提出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物概念化、情节离奇化、苦难抽象化和认识片面化等问题,引发了争论。我们希望争论进一步深化下去,因为我们今天真正要面对的,不仅是“文学如何底层”的问题,更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这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些命题的重新思考,至少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内,思考其基本原则如何在当下的创作中获得继承、深化和发展。比如,如何把握“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关系、思想主题与细节经验的关系、“典型人物”与“类型人物”的关系等。令人欣喜的是,《大嫂谣》恰好可以在这些问题上与《太平狗》做对比性参照。——邵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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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的岁末作别，有奉君橄榄之美。如11期曹征路的《真相》（中篇）、须一瓜《西风的话》（中篇）、12期滕肖澜的《你来我往》（中篇）虽难言惊艳，可禁咀耐嚼，让人回味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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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学》第9期的头条是鬼子的中篇《大年夜》。大年夜的故事是由“小”开始的。临时拿捏着小权力的莫高梁贪图小利，在对更弱老阿婆的掠夺，关押中完成了对权力威严的模仿；然而这样的小恶却不能从灵魂的审判中逃脱，于是便显出主题的“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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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衡的小说以其游刃于官场规则和官场黑幕之间、既不塑造"高大全"式的"人民父母官"也不刻画腐败变质的贪官污吏、却又能不时点缀点无关痛痒的"擦边球"的日常官场为特色,几乎已成为内行写官场的一个代表。在这样的期许下,本期杂志的头条《多来米骨牌》(中篇)倒也称得上风生水起、八面玲珑。多年不遇的雨季来临,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长期来潜藏的地下排水隐患也随之浮出水面,市长李龙章和副市长张子清对此都不敢小觑。"多来米骨牌"在此既指担负了泄洪排涝功能的水库之于人命、财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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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第6期号外“汶川,汶川”诗歌专辑之后,第7期《人民文学》用一半的篇幅以“中国的作家,奔赴震动的大地”为总题,刊发多位作家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散文和诗歌。小说篇幅较往期稍少些,但质量颇高,其中《大象》尤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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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差别和对立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但自80年代以来,它一直因各种原因被消隐或遮蔽。此种意义上,本年度《人民文学》第3期头条推出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篇)令人振奋。它呈现的不仅仅是抽象的“人性对立”,而是在一个阶级分层重新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下,着力于展现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紧张而血腥的关系,将小说主题直接指向了对城/乡、贫/富等新的社会矛盾的重新思考。表面看来,仇恨的萌芽、生长和爆发是这篇小说的核心要素,但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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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人民学》的两个短篇：《潜伏》（龙一）和《长虫的故事》（石舒清）相映成趣。《潜伏》写地下工作，让人提心吊胆，《长虫》写蛇在乡间，让人惊悚发怵。论题材的紧张，二似有相近之处，但表现手法却大相径庭。前重情节、重人物，后重氛围、重炼字；前疾，而后徐；前如愈旋愈紧的弦子，逼得人大气不敢喘，后如花园里轰轰然倒了水瓮，事已至此且看它如何漫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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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在感叹稿荒,但没有想到本期好稿竟一荒如斯: 主流期刊几无可推之篇,整体的荒凉不但让人疲惫也让人惊 恐,当代创作为何如此缺乏动力?是与现实疏离太远,还是 想象力太匮乏?抑或是所谓的"主流期刊"已不能容纳真正 有生命力的创作?我们但愿是后者,因为那样至少让人觉得, 文学虽已被边缘化,但并未日没西山,还有地火在奔腾。 在几乎"一路空缺"的情势下(《收获》刊载的毕飞宇长 篇《平原》因未刊完,拟下期再推),《钟山》的表现令人刮 目。本期推荐的两篇作品《白驹》(长篇)和《负一层》(短 篇),虽都算不上惊世之作,但一圆熟,一别致,都有可圈点 之处。《钟山》今年的前两期曾因质量过平而被本论坛略评, 自第3期起质量有明显回升,让我们在整体失望之余,感到 一丝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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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人民文学》以陈忠实《李十三推磨》(短篇)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余下杨少衡《前往东京的关隘》(中篇)、麦家《四面楚歌》(中篇)、及张楚《细嗓门》(中篇)诸篇,则难尽如人意,且隐约可见作家在流行趣味束缚下,创造力与情感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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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期《人民文学》是"青年作家专号",虽然阵容整齐,却较为平淡,看不见青年作家该有的蓬勃锐气,不免令人有些失望。徐则臣的《人间烟火》(中篇)是本期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小说延续着作者"花街"、"石码头"系列小说的故事和叙述风格,讲述一对夫妇的悲喜人生。从因妻子婚前偷情打胎不能生育的互相怨怼到抱养儿女之后的相濡以沫,他们屡遭不幸却渡尽劫波终能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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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最令人期待的作品是王安忆的新长篇《启蒙时代》(《收获》)。小说有勾勒一个时代的宏大企图,可是作家理论阐述的兴趣似乎远远大于感性描写。与2005年的《遍地枭雄》一样,小说缺乏叙述动力和情感动力,读来令人气闷,显得气象袁微,看来作家几年前遇到的"瓶颈问题"益发严重。其他的几部长篇也令人失望,格非的《山河入梦》(《作家·长篇》)无论是写现实还是写寓言都不深入;邱华栋的《骑飞鱼的人》不管是于历史还是于想象都未翻出新意;李玉文的《河父海母》(《十月·长篇》)在魔幻和现实之间皆不落实,朱辉的《天知道》(《钟山》)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间两头不靠,海南的《最漫长的煎熬—南诏大理国秘史》(《大家》)更在"秘史"和旅游指南之间不知所云。中短篇中,罗伟章的《最后一课》(《当代》)和王立纯的《弥天大谎》(《十月》)写底层的现实问题,前者催人泪下,后者鲜活生动,可惜文学表现力性稍嫌不足。倒是阿宁的《白对联》(《当代》)可算当代的"官场现形记",对世道人心的把握精确到位,属"世情小说"中的佳作。此外,阿来《马车夫·喇叭》(《上海文学》)和冉冉的《八月蔚蓝》(《山花》)含蓄紧致,值得推荐,可惜在整体作品中数量太少,显得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