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泛情论”到“情爱论”——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阐释的转向

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的阐释,体现出明显的从"泛情论"向"情爱论"的转向,而这一转向又是与其整体抒情观相联系的。概言之,李东阳、李梦阳能认识到民歌之"情"的价值,但将其阐释为广义之情,并存在着贵古贱今的偏见;李开先宣扬"今古同情",肯定当代民歌之"情",并点明其内涵为"男女相与之情";袁宏道则指出民歌之"情"实乃情欲,推崇其放任自恣的表达方式。从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阐释的变化上,我们也能够对文学思想受社会思潮之影响有更深入的认识。     

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

作为一个诗作家，唐顺之与心学人物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在心学思潮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哲学上，唐顺之提出了“天机说”，在为学宗旨上主张“欲根洗尽”的同时，又强调“天机自然”。在学上，唐顺之则提出“本色论”，要求诗创作表现建立在作家自然本性基础之上的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     

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

唐顺之编纂的大型古文选本《文编》旨在授人以古文之法,本文通过对《文编》选文及评点的研究,揭示出唐顺之“文法”说主要包括“文必有法”、“有法之法”和“文无定法”这三个层面的内涵.《文编》的编选勾勒出自秦汉至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正统,唐顺之的“文法”说正是对此古文传统的总结和继承,为清代集大成的文法思想作了理论铺垫.“文法”说是唐顺之文学思想中最为成熟和重要的理论主张.     

唐顺之家世考述

唐顺之是明代中期重要作家、学者,其家乡为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明代,武进唐氏是名门望族,至唐顺之已历七世,世代耕读传家,进学科考,是武进著名的“文献之族”和官宦世家。对唐顺之家世进行考述,有助于考察其文学、学术成就。     

"本色"论与《四声猿》——浅谈徐渭的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

作为明代杰出的诗人、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徐渭在戏曲方面的成就更加卓著.徐渭的戏曲理论和戏曲创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戏曲美学思想以"本色"论为核心,为戏曲创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促进了晚明戏曲理论研究的发展;他创作的杂剧《四声猿)则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理论主张,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展现于明代剧坛,掀起了明代杂剧创作的高潮.     

本色的智慧

明代奇人徐渭在<西厢序>中指出,生活中有本色与相色之分,本色即正身,相色即替身,戏曲作家应该"贱相色,贵本色".基于此而形成了他以通俗自然为核心,以摹写真情、真性为目的的本色论.追求本色,不止于戏剧界.在中学语文界,黄厚江老师也独辟蹊径,高举起本色的大旗.认为"语文就是语文",主张要"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使人耳目一新,影响深远.     

论北齐文学思想——兼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比较

北朝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北齐.杨惜、邢劭、魏收、刘逖、刁柔、刘昼、颜之推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见解,主要聚焦于文德论、文变论、文质论、南北文学批评鉴赏不同论等问题的评论.其中,文质论与北齐尚节俭重实用的社会风气紧密关联,主张以质为根本,文质并重,不可废弃辞调,但反对浮华文风;南北文风不同论和南北文学批评鉴赏不同论都是北齐文学批评的独特创见.北齐文学思想根植于北齐文学的创作实际,是当世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同时,又指导着当世的文学创作.将北齐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对比,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知南北文学思想之不同以及北齐文学思想之价值.     

宜俗宜真--徐渭"本色论"再析

徐渭的本色论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是“俗”和“真”。徐渭的禀赋遭遇和人格思想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和鲜明的个性意识使他确立了新的戏曲美学标准。提出了以心灵觉醒为基础,以通俗自然为核心,以摹写真情、真性为目的的本色论。在他的杂剧《四声猿》,理论著作《南词叙录》、《西厢序》等中都有确实的体现。     

徐渭“本色论”曲学内涵新探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曲家的“本色论”只涉及戏曲的语言问题,但徐渭的戏曲“本色论”在明代曲家中比较独特,内涵丰富,除关注戏曲的语言外,还广泛涉及了戏曲的审美特征、创作技法、角色塑造、声腔格律、曲家个性、艺术创新诸多曲学范畴的问题。徐渭戏曲“本色论”的提出,因其曲学内涵的丰富性,指导并启迪着当时及后世诸多曲家的戏曲创作与剧论表述,为晚明及清初古典戏剧学高峰的到来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从心学到实学之丕变——论唐顺之对王学左、右两派的突围

在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界,唐顺之是实学思潮的预流者,但唐氏的实学思想却为学界所忽视。唐顺之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唐顺之融贯朱、王之学,注重实学;在第二个阶段,唐顺之的心学思想逐渐成熟。他先是接受王学右派(归寂派)的去欲工夫,舍弃实学。这一次转向是对实学的背离。其后,由于体认到本心的圆活洒脱,唐氏对王学左、右两派的思想重新作出整合,吸收左派(现成派)良知自然的学术观点,主张纯任天机流行,去欲工夫则突破了"闭门厌事"、"闭关独卧"等刻意求虚寂的修行方式,转向"应接纷纭"、"观书学技"等外在的"事上磨炼"上。由此,完成了对心学思想理论困境的突围,重返经世之学。阳明心学也因唐顺之的理论发展,完成了向实学的丕变。这在实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论古诗词的“张力美学”文本特征及其翻译策略

"张力"论源自新批评对诗歌美学特征的分析。该论自提出之后迅速发展为现代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的文本实体特征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张力美学"作为中国古诗词重要审美特征,主要包括主题张力,意象组合张力,意义空白张力,互文张力等张力结构。该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古诗词中应该采取"张力优先"和"语境顺应"策略,在译文中再现或重构原文的"张力美学"结构。     

执着真我——徐渭的文学本色论

徐渭在复古主义盛行的明代中期,大胆地替南戏张目,提倡本色,反对模拟因袭和以时文入戏,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本色论”。以自我表现与自我宣泄为核心的个性意识,也全面地展现在他本于自然之旨并以“真”为核心的“本色论”中,是唐宋派本色论到公安派本色论的桥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通史中的唐宋派

作为明代重要的散文流派,唐宋派进入本土学者的中国文学通史始于1904年。清末民初,传统学术观居于主导地位,文学史中的唐宋派叙述与《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体相近。“五四”以后,纯文学观、进化史观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唐宋派叙述被纳入复古与革新相互对峙的框架,唐顺之的“本色论”和归有光的日常生活散文受到极大关注；与七子派相较,唐宋派是换了另一种旗帜的复古还是开启了文坛的新气象,也成为关注焦点。1938年后,叙述基调渐趋一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为“五四”以来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著述,对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具有示范作用。     

论1922年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变化

1922年以后,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自己的园地》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取代了《人的文学》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文坛上泛滥的"文学工具论",坚持了文学的自身的规律.此外,这一文学思想的变化投射到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周氏"小品文"冲淡自然的独特风格.那些抒情言志的小品文与"遵命文学"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唐顺之军事思想探析

相比于前期和后期,明中叶的军事表现形式更为丰富,而唐顺之的军事思想又较有代表性。在战争观上,受传统儒家理论的影响,表现出＂不得已＂的矛盾理论色彩;在军队建设方面,唐顺之提出荐举将才和定期考核的用将方法,以客兵带镇兵和赏罚分明的练兵思想,主张采用先进火器的建设思想;海防方面,唐顺之也提出了＂御敌于海外＂的海防思想。由于职任之故和其思想的内涵价值,唐顺之对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军事影响。     

“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趋向，并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明代学术思想的这个嬗变历程当中，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唐顺之“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实学思想阐述，在赋予形下意义的“技艺”之形上理论说明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在儒家意识中处于紧张的“德”与“技艺”得到了缓解，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在思想史中的特有意义。然而此后唐顺之的思想叉发生了转向，转向于专注于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探求，从而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走向近代之途中的困境和局限，而这也是唐顺之学术的另一层的思想史意义。     

实施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新一轮课程改革明确提出要打破惟"学生学业成绩"论教师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促使我们走出"惟分论"的误区,明确了要以"学生发展"为己任,并对如何"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进行全新的思考和尝试.为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我们依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建立了体现新课程理念的多元评价体系,突出评价的激励与调控功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发展动力,促使其不断进步,实现自身价值.具体做法如下:     

古典词论中的“本色”概念辨析

古典词论中"本色"概念在学界颇受关注,但相关研究普遍用"词体本色"的内涵来认知词论中的"本色"及词体论中的"特色"、"正变"、"当行"等概念,致使名实不符。其实,在基本含义上,"本色"与词体间并无必然联系,与"特征"、"正变"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与"当行"也不尽相同;且词论中的本色,除词体本色外,依据所指对象还可分为自然本色、个性本色、词源本色等多种类型,不能视同词体本色。     

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

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梁氏文学思想呈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双重特征。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