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宝善先生“易道思想”研讨笔谈——易学研究的新创获--我读《易道象数逻辑》的一些体会

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易”占有重要的地位。“易”作为经学之一种,被称之为《易经》。历代对“易经”的阐释,构成了“易学”。历代易学家对《易经》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象数派以象数为第一位,以象数解易,以象数论义理。义理派以义理为第一位,以义理解《易》,以义理论象数。在整个易学发展史中,两派之间的互争高下一直没有停止过,经常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然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都不否认《易经》是讲“阴阳”哲学的,是一部讲运动变化的“变”经,其中蕴含着高深的哲理、无穷的智慧。     

陆贾《新语》易学思想探析

陆贾《新语》是汉初易学发展的重要开端。陆贾继承和发展《周易》的“天地人一体”观,并以“仁”、“义”为最高范畴来阐述其政治学说,显示了其以“仁”、“义”说易的特点,客观上发展了易学。他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过程中,显示了其说易重义理的特点,首开汉初学者重义理以说易的风气。陆贾《新语》虽然不是易学专著,但对易学问题有不少论述,客观上促进了汉代易学的发展。     

西夏易类知识的来源与官方易学流派探微

西夏效仿中原王朝,以儒学作为官方学术。然而阐发儒家哲理的易学内容,在西夏文献中却罕有记载。从出土文献来看,西夏民间使用的易类知识大多是汉地术数中的卦象符号,与义理之学关系不大;而西夏易占文献内容的变化趋势,则反映了西夏人对易类知识由全盘接受到自我理解的过程。与之相比,西夏官方获取的易类书籍多为义理易学著作,然而斡道冲撰写的《周易卜筮断》,却是以“卜筮”为题,属于象数易学的范畴。这一选择既符合西夏人将易类知识归于术数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宋代易学的成果。这种偏重于筮法的易学取向,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易学发展的特点。     

易学——柳宗元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

柳宗元“学易、识易、用易”,是个真正的“易学”大师。从《柳宗元全集》所收录的各种体裁的诗文来看,其中涉及到《易学》内容的为数不少。“易学”思想,是构筑柳宗元哲学思想大厦的牢固基石。     

易学－－柳宗元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

柳宗元“学易、识易、用易”，是个真正的“易学”大师。从《柳宗元全集》所收录的各种体裁的诗来看，其中涉及到《易学》内容的为数不少。“易学”思想，是构筑柳宗元哲学思想大厦的牢固基石。     

元代科举的“策问”和“对策”

元代科举除了关乎经义和古赋问题以外,还包括一道“策”题。“策”即“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本论文着眼于“策”,以元代举业书《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收录的策问和解答为线索,考察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课题的认识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中期的社会状况。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北宋熙宁科举变革对宋代《诗经》学的影响

北宋王安石推行的熙宁科举变革使《诗经》在科举科目中的重要性得到充分体现，科举变革所规定的考试的经义形式便于考生表述对《诗》义的理解，王安石的《诗经新义》作为《诗经》科试的标准，为《诗经》研究史上私学通过科举转为官学并大力推广开了先例，打破了汉儒毛、郑之学在官学《诗经》学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激发了宋学《诗经》学的争议和变革，为疑古思辨学风推波助澜。     

被遗忘的真相：苏轼省试被落与宋代说书举关系考论

嘉祐二年省试,苏轼因赋试不中格,被考官落下,省试时参加说书举考试的成绩就成了他的唯一希望。景祐制书规定：进士、诸科举人通三经以上,亦即试通经义前提下,若省试或殿试被黜,都有一次陈牒再试经义的机会,合格者则进入殿试或授官。作为嘉祐二年的说书举人,苏轼省试被落之后,利用说书举通三经、过落外再试之制,别试《春秋》义十道,遂取得殿试资格。苏轼殿试仅列第五甲,但说书《春秋》第一使他获升甲待遇,升入第四甲乙科,跳过守选,释褐授福昌县主簿。总之,苏轼的科考并不顺利,成绩也不理想,决定其命运的考试决非诗赋或策论,而是省试期间先后两次考通说书经义的经历,尤其后一次考试直接决定了他的殿试资格与授官。     

从"经义式"到八股文形成的当代诠释

匡定科举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是科选是否公允的关键,历代有识之士在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熙丰新法”间王安石颁布了《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推出了根据儒家经典阐释义理的“经义式”作为答卷形式和评判标准。《三经新义》与“经义式”的出现,可谓科举史和经学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从此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以来的“传注经学”,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亦从训诂章句的囹圄中解脱出来。从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到八股文的形成,标志着科举考试向着更规范、易于操作的轨迹发展,同时它也蕴含了历代有识之士对于科举考试公开、公平、公正的孜孜追求。但是,对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匡定又造成“科举之业盛和文化学术衰”的矛盾现象。     

柳宗元思想的易学底蕴

柳宗元曾提出儒释相合于"性情",他依据的儒家经典是《易》、《论语》。因此,《易》是柳宗元思想来源之一,本文主要从其对易学态度、易与心性思想、易与大中之道三个方面尝试性分析柳宗元的易学思想底蕴。     

梁启超易学观述评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比较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易学观。他认为,《周易》经传首先需要进行“辨伪”研究,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宗旨。在总结清代易学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梁启超的易学观对于当下的易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时代、学术和政治——东汉易学发展阶段新探

东汉易学源于西汉,极具鲜明时代特色。受社会思潮、学术风向与政治气候的影响,东汉易学前期虽承西汉象数易学余绪却呈现谶纬化倾向,中期因官方与民间治易路数分野而形成双峰对峙,后期主动转型取得了较大发展空间,但不能因时而变最终陷入僵局。"局部地放大"东汉易学,对其演进规律的认识会愈加深入,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亦更加凸显。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路径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可分为前后三个阶段。以"龙场悟道"为分界,此前之阳明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程朱易学之因循,而基本不作自身之发挥;"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则是发挥易理以证其"道";随着工夫之精熟易简,王阳明又提出"良知即是易",指出二者本体与工夫之一致性,此为阳明易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良知与易道圆融。     

读书札记四则

一近读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版）,其中《王弼大衍义略释》论述＂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东汉末最为流行……今日欲知汉代宇宙说如何演为魏晋玄学之本体论者,须先明汉魏间易学之变迁＂时,例举新旧《易》学冲突之事实,     

刘基的易学思想

《易》学理论是元明之际儒者刘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学家的刘基对于易学理论中的象数、卜筮之学是精通的,尤其是其易学名篇《灵棋经解序》一文对于灵棋课法与易学卜筮构成相为表里的关系进行了解读。此外,还可以通过《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来摘撷刘基《易》学思想之片论。     

退溪《易学》思想初探

朝鲜李朝李退溪的易学思想自成体系，其精义可归纳为三个基本特征：熔“义理”与“象数”于一炉；以《易》学作为论证理学的根据；由《易》理来会通理学和心学。     

王安石对王弼易学的继承与发展

王安石是北宋义理派易学的杰出代表,其易学思想虽不能归于“老庄宗”的畛域之内,但却有许多承继并发展王弼易学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取义不废象、推崇“时”义、看重字义训诂、融汇儒道等方面。重新审视王安石易学与王弼易学间的密切关系,既是对古代义理派易学发展史的深入探究,也体现了“宋学”对“魏晋玄学”的继承与突破。     

朱熹的历史观及其易学思维特征

朱熹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其易学见解紧密相连。他从“《易》穷则变”演绎出自己的历史变易理论;他从气运“一盛一衰又一盛”的阴阳循环变易规律,导出人类社会“一治一乱又一治”的历史循环理论;他从形而上去看待阴阳变易,不承认阴阳之理本身能变易,从而推衍出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万世“定位不易”论。     

白晋研《易》方法论析

伴随着第三次基督教入华,耶稣会士白晋及其弟子将研究的重点放置到对《易经》的研究上,在研《易》过程中,结合《易经》的文本经义以及具体语境,从《圣经》与《易经》的历史同源追溯、汉字的字义拆分分析、数理图像的比较解读以及文本的义理互释等方面对白晋易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述,通过方法论的建构将《圣经》的思想与中华传统经典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思想上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