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徽州的举人、进士、状元

明清时期,徽州人才辈出,科第连绵。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明代徽州有举人1100多人,清代有1536人。明代徽州进士452人,居全国第13位;清代徽州进士684人,居全国第4位。明代徽州状元为3人。而清代112科112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15名,共19人,占全国的17％,居全国第一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人,但其中有6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623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     

明代四川进士总数考——兼与吴宣德教授商榷

明代四川进士是西南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学界关于该群体的总数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吴宣德教授"1422人"说。然而,该说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经过考证,明代四川进士应为1406人,其中一甲进士6人,二甲进士312人,三甲进士1087人,1人无法确定甲第,该群体内部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特点。     

湖南安仁方言中几组有特色的程度标记

安仁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与江西接壤.安仁方言同时受湘方言、赣方言和共同语的影响.对安仁方言的归属问题历来就存有争议,一些学者将其归为赣方言,另一些则认为安仁方言应为湘方言的一个分支,还有学者认为安仁方言是介于赣语与湘语之间的次方言①.     

明代云南进士的婚姻状况及中试的平均年龄

明代云南进士有两个以上母亲的占总数的20.8％,而进士本人娶两个以上妻子的占总数的15％.其中一位进士未娶妻,三位进士皆聘亲.《登科录》内可能仅记录了正妻,没有反应当时的娶妻情况.明代云南进士的平均中试年龄为32.48岁,年龄最小的进士为21岁,最大的为47岁,40岁以上的进士占总数的8.9％.“官年”现象在陈长文先生看来发生频率比较高,但是从云南进士的官年情况看表现的不明显.     

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及著述丛考

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贵州建省虽然始自明永乐十一年,但受科举影响亦颇为深远。自正统四年至明末的230余年间,贵州共诞生进士99名,其中出现了5个进士家族,有家族进士10人。本文对这10位家族进士的生平和著述进行考证,探讨他们的成就及社会影响,借此窥探整个明代背景下贵州科举的概貌,从侧面反映当时贵州的文化发展水平。     

明代广西进士人数及其地理分布考述

明代广西进士共有201名,在明代各省直名列倒数第二,仅多于贵州。其在不同时段的数量分布则表现出前后低中间高的特点,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的29科共考中进士55人;成化五年至嘉靖三十二年的29科共考中进士88人;嘉靖三十五年至明末的30科共考中进士58人。另外,进士地理分布也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在广西所属的11个府中只有8个府有进士分布,其中100人出自桂林府,而思恩、思明、镇安三府俱无进士。     

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

福建进士数虽由宋代全国第一下降为明代第五,但明代福建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其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数,皆为全国第一;莆田、晋江二县进士数稳居全国冠、亚,晋江、闽县、莆田三县的人均进士数更是包揽全国冠、亚、季。此外,福建的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所有这些,既是明代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又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     

明清惠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探论

明清惠州府进士98人,其中,明代44人,清代54人。惠州府进士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明代呈现着高度集中的两极分布格局,归善、博罗并驾齐驱;清代两极格局瓦解,归善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在科举实力总体平稳的格局下出现局部此消彼长的态势。虽然明代惠州府进士数量要少于清代,但其仕进情况却优于清代。明清惠州府进士的科举、文化成绩表明,惠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岭南重要的文化中心,这为近现代惠州乃至岭南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福建科举盛况与科名的地理分布特征

明代福建科名十分兴盛,继两宋之后再度出现繁荣兴旺的局面,及第进士2418人,名列全国各直省第四位,若以人口数平均,却遥遥领先,名列全国第一位。明代福建还出了11名状元、12名榜眼、10名探花、12名会元,创造了一榜三及第的科举奇迹,显示了福建科举大省的地位。但是,明代福建科名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呈现出东南沿海府县兴盛与西北山区府县衰败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沿海地区自唐宋以来文教事业就相对发达之外,明代福建沿海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及一系列的地域特点,当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类姓登科考》勘误举隅

《类姓登科考》是研究明代科举的重要参考文献,但也存在一些讹误。文章以现存明代《登科录》和其它科举文献、地方志为依据,考证出其9处讹误,其讹误类型可分为:将非进士举子误作进士、一人误作两人、籍地和科甲之误等。     

明清两代山西进士知多少

据统计,明清两代历543年,举行科举考试201科,全国共取进士51,624名,其中山西籍进士2662名。分别说,明朝开91科,山西籍进士有1268人;清朝开110科,山西籍进士有1394人。下面介绍明代山西各县进士分布状况。     

明清惠州府进士初探

明清惠州府进士98人,其中明44人、清54人。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明代呈高度集中的两极分布格局,归善、博罗并驾齐驱;清代两极格局瓦解,归善保持领先优势,在实力总体平稳的格局下出现局部的此消彼长。虽然明代进士数量少于清代,但其仕进情况却优于清代。进士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民风淳朴、士风向学、学校培育、官绅奖掖等。明清惠州府科举成绩表明,惠州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人才和文化中心。     

明代军籍进士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明代军籍进士地理分布极不平衡,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人口、教育等资源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整个明代整个进士群体的地理分布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与明代进士群体整体的地理分布不同的是,在所有诸省直的进士当中,军籍进士数量最多的并不是南方的省直,而是北方的北直隶。位于西部边疆的云南和贵州,虽然进士群体整体分布的数量不大,但是出自卫所的军籍进士所占比例却很高。整个辽东进士群体全部为军籍进士,而这些军籍进士中出自卫所的比例为100%。在军籍进士中,出自卫所的比例呈现出前期比例低,中后期比例波浪式增高的特点。     

明代浙江一甲进士群体构成与社会流动分析

明代浙江作为科举大省,一甲进士群体计有52人,其空间分布广泛,但各地区之间分布存在不平衡性,反映出浙江各府、州、县之间科举实力的强弱。在影响浙江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因素中,人口水平、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等因素成为主要推手。一甲进士群体中户类分布广泛性与不平衡性,也与明代进士群体户类分布特性相一致,对实现不同特点人才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明代浙江一甲进士群体家庭中多有为官背景,形成数量众多的科举家族,平民出身的一甲进士数量也在逐渐下降,科举考试也成为平民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成为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流动的重要方式。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

本文利用20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和其他文献资料考证出朱保炯、谢沛霖两先生编篡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牵引》（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进士人数、姓名用字以及某些注释等三个方面所存在的错误。     

泉州潭尾发现明代进士墓

前不久,泉州北门外潭尾“蒋厝山”上,发现一古墓,初步认为系泉州明代进士蒋光彦之墓。 古墓有墓门、墓厅、墓室、墓埕,无碑字,有如“无名墓”。蒋氏族人世代相传称这一古墓是明代进士蒋光彦之墓。泉州市考古队长陈鹏鹏现场分析认为,这是一座具有明代风格的古墓,古墓为糖水灰所筑。     

理学思想熏陶下的明代汝城人才群

汝城始建县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8),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在1654年历史中,明代的人才最为兴旺,共有54位举人,其中又中进土者15人,这批学子中2人同时中举人的有14次,3人同时中举人的有2次,2人同时中进士的有2次,举人及进士中有祖孙关系1对,父子关系9对,族兄弟以上关系10对,叔侄关系11对,涌现了一大批理学名臣、监察御史、文学名家,两位位重至宰相、太子太保。这批人才群落崛起现象明显,结构关系清晰,时间集中,互相激励,共同进取,于今颇有启示。     

明代李梦阳的籍里与两地乡试

明代进士是高层次人才。进士籍贯审核制度严格,且公之于世,接受社会监督。李梦阳为明代陕西庆阳人,因父李正在开封周王府任教授,徒居开封,乡试时,他先在河南报考,后回陕西报考,举陕西解元,复中进士。详明其在河南参加乡试的经历,有助于全面了解李梦阳的履历,以及明初科举乡试考籍管理之一项特殊规定。     

明代福建文学述论

明代是福建文学在元代衰微之后的复兴时期。其表现为:(一)诗人作家众多。明代福建科举成名的已不限于闽北、闽中、莆泉一带,也遍及闽西、漳州、闽东、以至海岛金门。仅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的总数就达31人。居全国第四位。加上难以数计的进士、举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创     

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的局限性

明代进士题名碑的文献价值应当重新定位。在考证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时不能仅以此作为必然的、最终的标准和依据。因为它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数量上,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不全;在立碑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在立碑的方式上,具有突击性、集中性;其现状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