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欢喜国王缘》写本研究

《欢喜国王缘》是包含佛教思想的唐代因缘类作品,传播范围广,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着较深的影响。敦煌文献留有的三个《欢喜国王缘》抄本分别为上图016、上图028V和P.3375V,同抄内容还有《廿二问》《书仪一卷》《须阇提太子因缘》《鹿母夫人缘》。结合三个写本的抄写内容以及物理形态,可知《欢喜国王缘》应创作于8世纪下半叶,其中上图028+P.3375的缀和本当抄于955年,可能为寺庙学郎的作业,用于学习书仪规范以及佛教知识。     

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对传统写本抄写时代判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有明确时间题记的写本为依据 ,初步总结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在我国古代避讳史上的阶段性特点 ,并以日本所藏《世说新书》残卷为例 ,利用敦煌写本避讳的一般性特点 ,考察其抄写时代     

敦煌写本《圆明论》录校与研究

敦煌写本《圆明论》现有S.6184(英藏)、P.3664(法藏)、北7254(北图藏)、石井光雄旧藏本(日藏)、Дх.00696(俄藏)、傅斯年图书馆藏第188106号(傅图藏)等6份写卷。本研究以现存敦煌本《圆明论》诸写卷录校为基础,并基于《圆明论》写本与校本的梳理而展开讨论,以期对《圆明论》写本分类、内容解读以及归属判释作深入研究。     

四件敦煌道经残片考辨

本文对英藏敦煌写本S.9936、S.11363、S.11363V、S.6030和俄藏敦煌写本Дx.06057进行了考辨,认为前三件内容连贯,述石镇宅法,但非《押衙邓存庆镇宅文》的一部分,亦非医学文献;Дx.06057的内容源自《太清金液神气经》和《神仙金汋经》两部道藏道经;S.6030为《策使鬼神通灵诀》,既非医学文献,亦非陵阳子之著作。     

从敦煌写本看敦煌民众对俗赋的接受

敦煌俗赋与敦煌当地民众存在着密切关系。敦煌俗赋写本的题记可说明部分俗赋由学郎书写,与文本字迹不同的题记显示十世纪的敦煌存在传阅俗赋的事实。与敦煌俗赋抄写于同一写卷、字迹一致的蒙书等文献暗示部分俗赋具有与同抄文献相似的性质,是当地民众的通俗读物。见于写本余白的俗赋标题、俗赋残句等写卷杂写,又可表明敦煌民众存在阅读、背诵俗赋的行为。敦煌俗赋写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或"讲诵底本",它还是敦煌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读常诵的教材,是其文化接受活动的生动体现。     

《张淮深碑》作者再议——兼及写本制作考述

《张淮深碑》为敦煌遗书中系统记述张氏归义军家族事迹的仅有文献,亦是研究归义军初期历史的宝贵资料,原石已不知所在,敦煌写本P.2762+S.6973+S.3329+S.6161B+S.11564+S.6161A保存了此碑文。文章考证《张淮深碑》的作者当为悟真,撰于中和二年（882）;写本背面的诗则是不同时期作品的汇集,最早的当写于归义军初期,最晚的写于金山国后期,这组诗的最后编定,当在914年左右。结合写卷字迹可推测,这件《张淮深碑》写本当为张球抄写的张淮深纪念诗文集。     

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本学,又称为手稿学的界定及其对敦煌写本研究之重大意义为论点,充分论证了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与写本时代之间的关系,与写本真伪的关系以及敦煌写本俗字可供探究写本性质与来源的重要参考价值,以为写本学的建立,意义深远,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的重要文献基础.     

"《戊签》七十四”中的互见诗考辨

司空图诗集现存较早版本是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中的"《戊签》七十四”,辑录司空图诗365首,其中6首在《全唐诗》本中注明为"互见”诗.本文依据多种资料对这6首诗逐一考订其作者归属问题.     

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敦煌写本集中于9、10世纪,处于中国抄本(写本)时代的鼎盛期。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重在写本形态。敦煌诗歌写本以集抄类型的诗集为主,其传播特征体现为:手抄复制;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无明确的编集思想;抄写体制随意;异文现象突出。之所以形成这些特征,首先在于抄本时代以自抄自用为目的的读者传写模式;其次,由于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第三要考虑到敦煌的地理位置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     

敦煌汉简《风雨诗》试论

本文重新释读并注解了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敦煌汉简《风雨诗》,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形式、作者、题名、抄写者、创作年代、抄写时间以及风俗地理诸问题。认为《风雨诗》是八言八句的骚体诗,其中所缺"兮"字为抄者所省。作者应是汉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按后来制题的惯例,诗当题作《陇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者《安定太守××歌》,其抄写者为T.ⅩⅫ.d中的烽率。《风雨诗》应创作于东汉时期,抄写则当在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这廿年的时间内。《风雨诗》写的是一场大风雨给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地区人民带来的洪水灾难,考其风俗地理,更可了解当地自然状况和水患背景,而知此次水患人民受灾之深。     

敦煌写本P. 2966和P. 3363《籯金》残卷考释

通过考释敦煌写本P.2966、P.3363《籯金》的内容、分卷及篇目可知：这两种写本应是同一种《籯金》的不同抄本;百篇五卷的卷次分布不是按照内容进行划分,而是按照规模平衡划分;从残存的事例附注内容可知,叙述文字与唐李若立编著《籯金》（S.2053V等）、敦煌张景球改编《略出籯金》（P.2537等）都不一样,应该是吐蕃时期敦煌阴庭诫改编《籯金》的抄本。     

S.4654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

Ｓ．４６５４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张先堂Ｓ．４６５４是一个抄写于五代后周时期的内容十分丰富的长卷。卷中保存有多篇唐、五代时期的文学作品，如此卷正面所抄的《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唐故归义军节度使衙前都押衙充内外排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     

敦煌遗书S.1815V再研究

通过查阅S.1815V原件,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8卷的基础上,重新校订了"密(蜜)""之(诸)""少壮""新妇""努穆(目)""送舌""钩(牵)"等;通过对第三部分文字的检索和书写顺序的摸排,揭示了此件写本第三部分内容的性质,定名为《〈一切经音义〉抄字》;利用第四部分内容中的"丁未"年,结合第二、三部分内容揭示的信息,增加了此件文书的抄写时代可能是公元887年或947年的两个旁证,加深了对此件文书的抄写时代的认识。     

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考释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收录的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是一份初唐时期的写本文献,其中有关于《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成立问题的重要记录.经过考证,该文献内容存在几处重要错误:记载的鸠摩罗什译经时间有误,记载的鸠摩罗什译经地点有误,将《观世音忏悔咒》与《提婆这多品》的情况混淆.因此,这份唐代写本文献并不能作为考证《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成立问题的可靠依据.     

唐写本《抄十七地要》考释

浙敦０７２号《抄十七地要》为唐时人抄录《瑜伽师地论》概要的手稿。该写本对 研究吐蕃统治时期及张议潮归义军初年敦煌佛教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 来看，该藏品又是研究汉字俗字和敦煌遗书标点的好材料。本文拟从句读和字词方面 对该藏品内容作一粗浅考释。     

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字研究

亚洲汉文学,亦称东亚汉文学、域外汉文学,特指古代朝鲜半岛、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等地区的各非汉民族作者用汉文创作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简称"亚汉文学"。朝鲜李朝是汉文小说十分兴盛的时代,汉文小说写本拥有丰富的汉语俗字资料。文章主要依据金起东所编十卷本《笔写本古典小说全集》,对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语字通例进行探讨,研究其文字系统、文字生态、简体俗字等。加强域外写本汉字研究,不仅是古籍整理和文学研究之必须,也是构建汉字写本学必走的一步。     

敦煌唐写本明《诗》习业策残卷读释

英藏敦煌文献“S6082”是一件珍贵的唐写本残卷,内地尚未见有专题性研究,已有的题称和识读多有未当。残卷漫漶严重,其主体部分为两条相对完整的“《诗》论”问答,与《〈毛诗正义〉序》《诗谱序》关系密切,皆本于《毛诗序》,是唐代明经科“分经修业”制度之产物,当与“明二经”之目下“二中经”相对应。属问答结构相对完整的明经私试策文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

高僧因缘记、因缘传,主要记叙有关高僧的神异事迹,凸显高僧个人的宗教实践与历程,供作信众学习修行的借鉴,结合佛教、历史与文学是其特色。高僧因缘记的故事性、传奇性、神异性是佛教弘传中极受欢迎的宣扬手法。本文根据敦煌写本P.2680、P.3570、P.3727等三件《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校录文本,析论其情节叙事,持与《续高僧传·慧远传》对照,说明其篇幅、叙事异同之用意与文体属性。并透过对敦煌写本因缘记原生态的抄写现象所呈现的多种高僧因缘记汇抄的文献特色等考察,以为: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栝其内容而撰写因缘传、因缘记,以备宣讲参考之用。     

敦煌西汉金山国之文学又三题

笔者前撰《敦煌西汉金山国之文学三题》,对金山国文学作品现存情况、《白雀歌》之写作时间、《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之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论.现再就金山国文学的另外几个问题,略作考述.不当之处,尚请指正.     

敦煌愿文域外姊妹篇《东大寺讽诵文稿》斠议

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东大寺讽诵文稿》,大体是佛教法会读诵的愿文、表白和教化文,以及法筵讲话的讲稿和札记。内容和写法袭用中国愿文,且用字也反映了敦煌写本的特点,堪称敦煌愿文的域外姊妹篇。在日本,关于它的研究还多停留在日语训读方面。敦煌写本研究的成果,为准确解读提供了有力手段,而将敦煌写本的研究扩展到东亚写本的研究,将会使敦煌学获得更为广阔的国际交流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