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

本文从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审美知觉及美学与现象学三个方面评介了杜夫海纳的思想。他认为审美对象不仅有感性的外观，也有内在的结构，既有创造者的主观性，也有欣赏者的主观性，从而体现了自在与自为的真正结合。他认为“审美知觉的最高峰是揭示作品表现性的那种情感”。他对审美的不同层次、审美知觉与一般知觉的区别、审美对象完成的条件等问题都有所贡献。他认为审美经验处在人类经验的根源的位置上，处在人类与万物相混杂中体验自身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关键点上，由此，通过审美经验的研究，便能实现现象学为哲学所规定的任务，美学的发展也就走向了现象学哲学。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在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现象学的基本立场所决定，他的美学体系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从“感性认知”到“新美学”:美学何以复兴?

对于“新美学”的建构,德国当代美学将其称为对鲍姆嘉通关于美学作为“感性认知”这一最初构想的再次复兴,其深层意旨在于,突破美学在近代之后的发展中伴生的艺术、美学与哲学之间的复杂纠葛,在对美学本色的回归中彰显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梳理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哲学”与“美的艺术”之间的纠缠可看出,“艺术哲学”被用来取代“美学”,源于理性思维对感性逻辑的排斥,而后者恰恰在“美的艺术”中得以呈现;审视作为逻辑方式的“感性认知”与现象学之间的交错可明了,美学能够成为第一哲学,显示的只是二者作为感性思维的共同前提,却不意味二者拥有全然一致的致思方向。伴随这一剥离与区分,“新现象学”展示出通向“新美学”的可能路径:通过区分不同于“躯体”的“身体”存在的空间性维度,新现象学阐明了空间维度所蕴含的知觉之外的情感因素,而新美学正是在身体情感空间的现实化中开启美学复兴的路径。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俗学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主体对民俗学视角的运用,经历了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漫长发展过程,文学创作的民俗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自为”到“自觉”的渐进过程。文学自身的发展及社会的演进,是文学民俗学意识发生发展的驱动力。感性文学民俗学意识与理性文学民俗学意识是文学层面的民俗学意识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观照文学民俗学意识的发生发展概况及其存在状态,有助于纠正当下文学批评的民俗学认识偏颇及消除某些理论误区。     

知觉与幻觉,朝向一种存在的幻象学

从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从非现象学到现象学,哲学所描述的有思维能力的主体一直对幻觉怀有莫名的敌意,比如经常把幻觉归为错误的认识或带有欺骗性质的和不正常的感觉与知觉,直到梅洛-庞蒂通过对幻觉的实存分析部分地瓦解了这一敌意,并给予我们一种对幻觉的知觉阐释。概言之,在理性主体遭遇到理性的悖论时,现象学所描述的意识主体和知觉主体也从两个方向遭遇到它们共同的悖论,即幻觉的存在。最终,它们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一种"存在的幻象学",它试图在知觉现象学的基础之上把知觉阐释活动所依循的最基本原则,即"幻觉是首要的",贯彻到底。     

费希特"行动辩证法"对康德"知性辩证法"的批判

康德自在的“知性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理论辩证法的开端。费希特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将自在的“知性辩证法”推进到自为的“行动、实践辩证法”。但是费希特的辩证法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其缺陷。     

现象学视域中知觉理论向审美知觉的发展——以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为主线

现象学视域中的知觉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胡塞尔的意识知觉阶段、梅洛一庞蒂的身体知觉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审美知觉阶段。以克服或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为目标,梅洛一庞蒂对胡塞尔的意识知觉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杜夫海纳则创造性地综合各家优长之处,将现象学的知觉理论推进到了美学领域。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为现象学美学的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研究和分析方法,这也在审美知觉理论上得到了证实。     

Dike与Adikia：对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时间现象学解释

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将时间表达为“之间”,即疏远与切近中的到达。这一时间现象学思想是切入《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门径,即作为“之间”的时间对理解箴言中的dike与adikia起形式指引作用。在海德格尔后期时间现象学的视域关照下,对dike与adikia的解读有助于研究者走出对dike与adikia作知性形而上学理解的误区,这一误区将dike与adikia单纯地理解成“裂隙”与“嵌合”。     

论“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的知性美

知性美和诗化哲学构成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创作的独特魅力。联大诗人不仅在理论上构建了自己的“知性观”:如强调“知性与感性的平衡”,“思想知觉化”和机智、反讽、悖论等策略:更从创作实践上进行积极探索,在对现实人生、人类精神整体及个体生命意志的观照中,将一个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处理得深刻透辟而诗意盎然。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和最高成就。     

从第三持存到数字持存——数字技术背景下对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新解读

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藉由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斯蒂格勒揭示了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并由此说明了此在如何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原则。但由于第三记忆的外在化与客观化特征,记忆在实现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转变的同时,也呈现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第三持存向数字持存的演变过程之中。前者作为意识的代具曾发挥着补足认知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则成为了代具性的意识,在掏空内在知性结构的同时重塑出一个外在化的意识主体。因此,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域中思考数字持存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寻找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转变的可能性契机。     

杜夫海纳现象学美学中的审美知觉理论

审美知觉理论是杜夫海纳现象学美学理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审美知觉包含呈现、再现和想象、思考三个阶段,它们是和审美对象的感性、再现对象和表现的世界相吻合。审美对象的显现首先是呈现于欣赏者的肉体,而想象则使审美对象的再现对象呈现出来,审美知觉中的思考是“依附性思考”,也是一种情感性思考。     

有关对立面统一性的一些问题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性问题,传统提法是：“对立面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统一性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本文认为：统一性同斗争性一样,是对立面之间关系的一个根本方面,是矛盾的最高属性之一,它存在于任何矛盾之中,贯穿于矛盾过程之始终,因而它的存在同样是无条件的、普遍的、恒常的、绝对的。至于这种统一性所赖以存在的具体形式——统一形式或统一状态——则取决于矛盾的具体性质、斗争的过程和方式以及周围条件的影响等等,因而是有条件的、易逝的、相对的。不能把“统一性”和“统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混为一谈。     

感性和知性兼擅 严肃和幽默并存——苏教版选修课文《假如我有九条命》解读

余光中认为：“许多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两者之合,非两者之分。”（《散文的知性与感性》）读他的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我们既可以享受感性的纡徐畅达,也可以领略知性的合理细密,可以从中明显感受到一种多元共生的美。他那缜密的知性思维、感性的行文节奏、典雅的幽默风格、酣畅的情意抒发,往往融于一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叔本华充足理由律及其理论价值

叔本华认为主体具有感性、自我意识、知性和理性四种认识能力,其作用机制分别是充足理由律的存在理由律、动机理由律、生成理由律和认识理由律四种形态。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理论首次阐明了人类知识必然性的具体图景,为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确定性奠立了基础,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王夫之的诗歌理论与现象学文学批评

尽管中西文学理论由于各自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又各有其独立的发展嬗变轨迹,但只要稍加注意,便会发现二者隐含着诸多契合之处,再细加分析又可以看到这种契合的深层因素是建立在不同的哲学观、文学观、批评观之上的。著名美籍学者刘若愚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中国的形而上理论与当代法国现象学大师杜夫海纳的理论作了比较分析。认为文学是宇宙之“道”的表现这种中国人的形而上概念,与杜夫海纳认为艺术是“存在”之表现这种概念是可以并比的;而且道家的“道”本身的概念与海德格尔所阐明的现象学理论可以并比;又认为中国批评家主张物我合一、情景不分正象有些现象学家主张“主体”与“客体”合一、“知觉”与“知觉”对象不分一样,如此等等,确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转向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奠基工作之上,海德格尔重新向存在发问,使现象学发生了解释学转向,由此终结了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开启了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在哲学史上实现了思想的“移居”.这意味着现象学的主题、方法和思想路向在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殊与差异.澄清现象学的解释学转向是理解海德格尔哲学及其对胡塞尔现象学批判的关键.     

表述与含义的现象学分析

表述与含义在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中属于奠基于直观行为之上的客体化的符号行为，客体化行为使意识具有了意向性特征，即指向对象并构造对象的功能。胡塞尔对表述和含义的现象学分析表明，任何一个表述都可以区分为表述的“物理一感性显现”、“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表述从单纯的感性感知转向语词表达的符号意识，通过含义意向与含义充实的行为相互融合为符号意识中的复合行为，并通过这些复合行为，既构造出作为直观表象的物理现象，又构造出在意指中被意指的对象即含义。     

让学生真切感受客观世界:课堂感知学习及其表征推论

学生对客观世界的感受性偏低以及感知学习能力不足,成为阻碍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突出问题。感知是基于感觉与知觉对客观事物进行特征识别、功能指认与属性分析,从而获得关于外界事物与现实世界的整体表象及其特征,并为理性活动获得概念性和意义性基础的认知活动。感知学习作为一种持久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变化与经验积累活动,强调个体与知觉场之间的联通,具有鲜明的直观性、意义性与生命性,旨在消除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之间的二元割裂。感知学习是基于感性和理性融通的知觉表征及其推论过程,其内在过程是以环境中的可感物刺激作为起点,从表象识别走向精细识别,经过感性活动向理性活动进阶的表征推论过程,最后指向于学生认识信念的确立。课堂教学需要重视感知学习,在关切学生的感知活动中促成认知进阶,引导学生建立能动的感知意识,为学生提供多形态的可感物和可感情境,在意义探源中丰富学生与知识的感性联系,推进感性学习向理性学习的逻辑进阶。     

论庄子逍遥之境

庄子以齐物、道通为一扬弃存在的分裂;以齐是非扬弃道术为天下裂,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对存在统一性的追求。同时,庄子又区分了礼乐文明塑造的“我”与本真之“我”,反对遗忘本真之我,并将“独”规定为人的理想品格,其中包含着对个体性原则的注重。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之间的紧张显而易见。庄子以逍遥之论化解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之间的张力。逍遥既以物我合一为前提,又以自我为主体,并具体表现为个体在精神世界中的“独往独来”。在逍遥之境中,统一性的追求与个体性的承诺得到了双重确认。     

论庄子逍遥之境

庄子以齐物、道通为一扬弃存在的分裂;以齐是非扬弃道术为天下裂,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对存在统一性的追求。同时,庄子又区分了礼乐文明塑造的“我”与本真之“我”,反对遗忘本真之我,并将“独”规定为人的理想品格,其中包含着对个体性原则的注重。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之间的紧张显而易见。庄子以逍遥之论化解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之间的张力。逍遥既以物我合一为前提,又以自我为主体,并具体表现为个体在精神世界中的“独往独来”。在逍遥之境中,统一性的追求与个体性的承诺得到了双重确认。     

论马克思辩证法视阈下的情理与法理——兼评《我不是药神》中的社会冲突

社会生活中情与理之间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在法律上表现为情与法的对立。传统形而上学以抽象或范畴的理性力量,脱离于感性和具体的生活,导致现实的感性冲突。通过马克思辩证法对感性意识的追问,可知情理与法理并非抽象物或无情物,而应基于人的感性意识或感性生活得到恰当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