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玉《招魂》的谲谏风格特点

宋玉“口多微词”,长于谲谏,所传作品多有微词讽谏之意,《招魂》一篇更是将这种讽谏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全诗通过人、神、巫的对话巧妙地埋下伏笔,又借巫阳之口肆意夸张天地四方间的险境绝地,最后落脚到楚王宫廷奢豪糜烂的生活享受,暗讽楚襄王失德离魂,哀叹国运式微。     

张祜诗歌“谏讽怨谲”的风雅精神

中晚唐之交处士诗人张祜虽没有系统论诗之作,但其现存的少量论诗诗体现了对风雅精神的一贯推崇。其创作与诗歌主张是统一的,他的咏史诗和向来被人误会的宫词都含蓄隐晦地表达了讽谏之意,表现出哀而不伤,“谏讽怨谲”的情感特征。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文学理论 ,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 ,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 ,“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 ,更有着下层人士对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嘲讪。基于此 ,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文献基础 ,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 ,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 ,告哀之诗 ,刺讽之诗。     

中国古代的"台"、"谏"制度

行政监督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内容,具有稳定封建制度政治结构的作用。文章介绍了“台”、“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机构的演变过程,认为应当加强对中国监察制度的研究,借鉴其得失,以期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法制。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系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学理论，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衰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更有着下层人士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潮讪。基于此，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献基础，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告哀之诗，刺讽之诗。     

论《诗经》“二雅”怨刺诗与屈原创作的因革关系

《诗经》二雅怨刺诗对屈原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二雅”怨刺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屈原生活的时代相似,其诗歌都有怨刺上政、斥责馋人、生不逢时之感和孤独无援之叹等主题内容的表达.在思维方式上,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二雅怨刺诗已经有向浪漫主义进行思维跨越的尝试.浪漫主义在屈原作品中逐渐展开,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方式.“二雅”怨刺诗在章法句式和抒情风格方面也向屈原作品过渡,两者具有明显的因革关系.这种因革关系的背后是巨大的思想史变革.     

诗格之变自韩愈始

本文阐明韩愈在诗歌流变中的地位,认为韩愈的诗变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突破和改变。“以文为诗”首先出自宋人之口,是从韩愈开宋诗风气之先的主要方面的总结。     

对《诗品》“雅”与“怨”美学特征的再认识

“雅”与“怨”是《诗品》中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代表了钟嵘诗学理论的两极。对这两个美学概念的认识，是了解这部作理论体系的最直接的方式。试图从作、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五言诗的发展情形来说明：雅与怨的标准的提出和完善，是诗的形式走向雅化的关键条件．     

《诗经》中情爱诗与《圣经·雅歌》在抒情方式差异上的原因比较

《诗经》中情爱诗和《圣经.雅歌》在抒情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诗经》中的情爱诗在抒情上较含蓄,而《圣经.雅歌》在抒情上则呈现出奔放的特点。产生这种差异的第一个层面的原因是它们各自的文化根源,即物感说和摹仿说的不同。第二个层面的原因,是由于礼乐文化和情感宣泄不同。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原因的比较,从本质上探讨了这两种抒情方式的异同。     

汉末礼乐之变与赵壹《刺世疾邪诗》探微

赵壹《刺世疾邪诗》与《毛诗序》所言"变风变雅"相似,是东汉末年礼乐衰微背景下的变风变雅之调,因而言词激切、怨愤深广。赵壹虽未列名党锢,观其交游、性情、言行可知其人也深受当时党人以气节、清名为尚风气的影响。党人狷介婞直风尚在诗歌中表露无遗,大异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两汉之诗多入乐可歌,诗、乐联系紧密,诗常以歌名,《汉书·艺文志》所载诗歌等皆为入乐歌诗,东汉文人诗也常入乐可歌。赵壹诗作是明确可信的东汉文人五言诗中最早独立于乐歌的作品。赵壹《刺世疾邪诗》二首分别以诗和歌命名,秦客为诗与鲁生作歌同时出现,鲁生作歌类于班固所作歌诗《咏史》,而不涉乐歌的秦客为诗则表明当时文人五言诗开始独立于乐歌。赵壹诗作最早显示出文人五言诗创作由入乐到去乐的倾向,为之后五言诗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原理”课教学中要把握的几个“要变”与“不能变”

要搞好原理课教学,实现其教学目的和要求,关键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或把握好几个要变与不能变。本文对几个要变和不能变作出了阐释:几个要变即教学内容要变、教学话语要变、教学方式要变、教学手段要变;几个不能变即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能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不能变、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不能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不能变。     

“休鲍之风”与南朝诗风之变

本文认为“休鲍之风”有三个内涵：其诗歌语言具有平易化特征;内容有艳情化倾向,在艺术手法上多运用代言;在风格上具有华丽、艳冶、伤怨特征。当时诗评家站在儒家雅俗观的立场上批评“休鲍之风”俗化的倾向,但这种诗风在刘宋后期得到认可有多方面的原因。“休鲍之风”改变了南朝魏晋以来以渊奥、典雅为主导的诗歌格局,促进了诗风多样化发展。     

"休鲍之风"与南朝诗风之变

本文认为“休鲍之风”有三个内涵：其诗歌语言具有平易化特征;内容有艳情化倾向,在艺术手法上多运用代言;在风格上具有华丽、艳冶、伤怨特征。当时诗评家站在儒家雅俗观的立场上批评“休鲍之风”俗化的倾向,但这种诗风在刘宋后期得到认可有多方面的原因。“休鲍之风”改变了南朝魏晋以来以渊奥、典雅为主导的诗歌格局,促进了诗风多样化发展。     

我们都是那首诗的抒情主人公

说起我的阅读,我是从“听”诗开始的。当母亲用乡音为我吟唱民间童谣时,我是先接受那“声音”的,先把它储存在记忆里,而后识字了,又找到那“文字”的诗读起来。也许是因为诗最接近歌,有音乐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读诗是可以直抵心灵的。儿童感受诗,有如听音乐。     

变与不变

许多国画家近来正在谈论：某人的画变了,某人的画还没有变。听见他们的谈论,在我们这些外行人心里,总不免觉得有点纳闷。究竟他们所说的“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变”？怎样“变”才好呢？     

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曾使蒋介石万般无奈 ,被迫抗日 !其实 ,在此之前 ,蒋介石还经历了一次未曾披露、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1 92 6年 7月1 2日 ,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革命军兵分三路 ,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一路上 ,北伐大军所向披靡 ,势如破竹 ,第一路军很快就攻占了武昌 ;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了南昌。按照在广州出发时许下的“会师九江 ,饮马长江”的诺言 ,第一、二路军到达长江时应乘胜北举 ,突破长江防线 ,齐头并进 !但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心中却另有图谋。第二路军占领南昌后 ,他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 …     

怨诗与怨情——对钱锺书《诗可以怨》中具体观点的考察

文章对钱锺书《诗可以怨》中各观点做了细致考察,针对"为文造情"问题,指出决定"穷愁"经历能否产生佳作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表达能力,或曰表情达意的有效性;并指出"诗可以怨"与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相关联,成就诗人和诗作的关键因素是善感的心灵,而非"怨"。     

论中国古代的美刺诗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诗作中,“美刺”诗因其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比兴寄托”的艺术风格而独具魅力。“美刺”诗都指向政治关怀,又受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影响,因而形成了“含蓄蕴藉”的特色     

新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

我国外交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既要归功于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作出战略调整有关。新中国外交坚持外交宗旨和原则的“不变”,是为了确保我国外交不偏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变”则是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便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新中国外交体现了“变”与“不变”、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对立统一。     

“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百年探赜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坐标和时空方位中,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推进经历了四个阶段：救亡图存中的初步探寻、兴国安邦中的艰辛探索、富国强民中的深入推进和强国伟业中的创新发展。随着时代嬗变、晷刻渐移,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路径和价值的三重“应变之维”中,凝结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改革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四个“不变之轴”,实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为新的伟大征程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现实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