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方志述论

明代是徽州方志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这时徽州府邑正式方志的修纂蔚然成风,专志编撰门类多样,志书编纂理论日益丰富,为清代徽州方志编纂热潮的到来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念海与新方志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掀起编纂新方志热潮,史念海先生积极投身其中,他不仅积极探索新方志的理论体系构建,提出新志可史志兼而有之,体例应合乎地情体现特色,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修志等,而且在修志实践中大胆创新,强调新志应重视记述地理环境的变迁,重视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史念海与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倡导和努力,不仅丰富了新方志理论,提高了新方志编纂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方志行文的规范

编史修志和其它工作一样,要有一定的规格、模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都有所规定,编为《编辑手册》、《编写条例》等。其后各地编纂新志和专史,也有规定。《原稿十忌》虽是对校对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编审工作者的要求。今据这些规定,增订为《方志行文规范》,以为修志行文拟词的参考。编纂方志要注意的,主要是观点正确、立场鲜明、逻辑谨严、论证缜密、概念清     

明代河南儒学与方志编纂

明代河南儒学是本省方志编纂的核心力量。儒学师生不仅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方志编纂思想 ,而且全方位参与了全省上下的修志活动。儒学修志是中国方志史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客观要求 ,也是明代儒学教育发展兴盛的直接反映 ,同时还为地方政治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试论民国山东方志纂修的创新与变革

民国时期,山东方志纂修者们顺应社会潮流,在志书记述内容、体例及编纂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变革创新,使得在我国封建社会流传了千百年的旧方志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即促进了方志的发展,也为当今方志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旧方志的魅力

所谓旧方志，概指那些在过去的历史朝代里由地方官员或文人学士们编纂的地方典籍。这些典籍中记载的多是乡土旧貌和远逝了的繁华旧境，经过岁月的磨蚀以后，大多残破不堪，静静地躺在时间的角落里无人问津。按理说，这些旧典籍是可以归入传统文化的行列中的，因为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这样的传统不仅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拥有，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拥有。据初步统计，我国历代编纂并保存下来的地方志书共有8700多种，占我国古籍的十分之一。楚雄彝族自治州虽地处祖国西南，但历史悠久，接受中原文化相对较早，历代编纂并保存下来的地方志书也有50多种，占云南省旧方志总数的八分之一。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地方志书，既反映出各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又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统一性。     

试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

古代方志中地图的编制情况目前还较少论及。该文依据对现存天一阁藏明代方志的阅读，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旧志图、地方舆图、历史地图集等地图资料编纂方志地图；二是依据野外踏勘或口述绘制新图。     

方志浅说

方志,即地方志。编修方志是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省、县方志都没有重修,我国修志的传统有面临断绝的危险。前年四月,在中国史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胡乔木同志提出了加强中国地方史志研究编纂工作的任务。同年五月,曾三同志在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档     

《周官》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而每一次转变都与对《周官》有关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对于《周官》相关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促成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的思想根源。     

现存清代福建方志述评

清代是福建方志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现存的清代福建方志有175部,包括各种通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和乡、镇、里志。就这些方志来看,它们体现了自己的特色但同时也存在不足。研究现存的清代福建方志,对了解本省历史文化,总结经验和编纂新时期的方志都有积极的意义。     

明清滇志体例类目与云南社会环境变迁初探

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纂修取得了重大成绩,体例类目日益规范,渐趋一致,各志体例的主要类目逐渐固定、因袭,如天文、地理、人物、风俗、户口、田赋、土产、寺观、艺文等,几乎成为方志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但一些类目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逐渐发生改变,不同时期方志的具体类目均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作相应调整。类目的增减、改变随地区、历史时段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某些类目的沿用、突然出现或消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社会历史发展及现实环境、意识形态发生重要变化的表现和记录。     

清代官方史籍的修纂与边疆问题

清朝疆域辽阔,统治者在对边疆进行经营管理时,非常自觉地通过官方修史来表达自己的边疆观念。其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官方修史把边疆的各种变化及时写进史书,以昭“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不断强化人们的国家版图意识。二是着力记述边疆与内地的联系,维护祖国边疆统一。三是记载统治者对于边疆问题的忧患意识,及时总结安定边疆的经验,警醒人们注意防范边疆危机。把史书编纂与王朝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官方史籍的修纂,记载国家疆界,强化国家一统,借修史表达统治者的边疆意志和利益要求,是清代官方史学的重要现象。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新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整理和保存清史资源的国家工程,旨在修成能“存史”、堪传世的有清一代国史。在“史义”上宜运用“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在“史例”上宜采用历代正史所共用的纪传体,并对之加以现代性改造。在“史纂”上宜用重记述辅以适当析论的笔法。在观念上应树立对现代“作史者之精神”的自信,去除单一、单向思维模式所造成的疑虑和余悸。注全力于新型纪、志、表、传、图的修纂。重视资料基础工作,组织对重点和难题的科学攻关,作出若干重大学术突破,实现在总体质量上对《清史稿》的大大超越,以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应当注意的是,试图让大型清代正史和通史及数十个专史熔于一炉是不现实的,让章节体的通史、专史充当传世清代正史的主干也是不相宜的。     

试论唐代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官修史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和社会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在唐朝以前私家修史比较多,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开始于唐朝,大量的唐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也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方面,唐朝官修史书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政府设立史馆,选拔优秀的史官并且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使得唐朝的官方修史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官修史书也是弊端丛生,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到官修史书使得史书的编纂程式化,导致了正史的编写千篇一律,效率低下,史实失真,同时也限制私家史学的发展。     

刘景晨生平、诗作与社会贡献

概述刘景晨生平事迹,着重叙说他在方志修纂、《敬乡楼丛书》校印、图书馆事业、文物保护工作等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社会影响。探讨他的诗作风格特色,借以透视其心路历程。     

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

方略，是清代的战争专史，属于官修史书的范畴。其史学价值，一方面表现在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作为反映清朝重大军事活动的记录，方略又较多涉及到边疆和民族问题，对于研究清代的军事史、边疆史与边疆政策、民族史与民族政策，以及宗教、结社问题，自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方略属于当代史，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偏重于宣扬王朝武功，保存历史史事，着眼于政治借鉴；这样的特点，又表明方略不同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而是这种史书体裁一种新的形式。     

清代回族学者史学成就研究现状述略

清代回族学者史学成就的研究是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归纳了学界关于清代回族学者史学成就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清代回族学者宗教史成就研究,当代史、地方志编纂成就研究,科技文化史、中外交通史成就研究等。     

论道光《夔州府志》及其文献价值

道光《夔州府志》在内容和体例上承续前志,内容更为充实,体例更为完善,与《大清一统志》紧密结合,实现了为《大清一统志》取材的目的,表现出清代地方志编纂高度的成熟。道光《夔州府志》是现存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备的以三峡库区为中心的地方志书,是研究古夔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志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夔州地区的历史。     

明清时期亳州城内的官学建筑

亳州旧志中收录了许多关于当地教育的碑刻文献,其中部分文字详细记载了明清时期亳州城内官学建筑的创始、修葺、改建等情况,通过这些碑刻文字,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明清时期亳州城内官学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规制也较为完备,形成了由学宫、文庙、书院等组成的庞大官学建筑群,这对深入探讨当地教育和城市变迁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