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无政府主义 陈炯明的“安那琪世界”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解读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自由人联合体从个体中获得自由的维度来说明未来社会的形态,充分体现了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解读"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发展性,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社会与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和谐。     

自由的谱系与自由的升华——“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逻辑

"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具有确定历史坐标定位的重要意义,它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形态特征的指认,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判断。法国大革命以后,德国启蒙运动对英法启蒙形成的自由观加以反思,并在康德处达到"彻底自由"的高度,又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实现了自由逻辑形式,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路径继承和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所形成的自由观,将赫尔德的"归属"、康德的"自主"和黑格尔的"整体"科学地加以综合,最终完成了"自由人联合体"与唯物史观的同构。     

“信息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研究意义

信息社会主义是技术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整合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是彰显信息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从社会主义的本意、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化、信息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信息社会主义的研究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我们对信息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研究意义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信息社会主义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走向的进一步探索,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组织起来”的路径取向——“自由人联合体”

重提“组织起来”彩的口号,即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引向合作化的轨道,既是国内主流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是邓小平“第二个飞跃”思想的基本要求.这一过程的路径取向只能是“自由人联合体”.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刍由人联合体”的区别与联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2004年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建设国家、社会的新理念,而“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构想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那么二者之间就必然有了某种联系。虽然“生硬”的把二者放到同一基准上进行比较进行分析不尽合理,因为它们提出的历史时期、理论高度、所处的时代特征等有很大的不可比性,但是笔者期望能通过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让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更好地促进理论的发展并指导当今的实践,明确和解决好如今很多人时“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认识不清的问题。     

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类道德的生成样态

根据人的三重属性理论,结合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指出代表类利益的＂共产主义道德＂不是未来社会道德的全部内容,未来社会将是为类、为群体与为个体三种道德和谐统一的生成样态。在现阶段,尤其是市民社会领域,不得不事先承认为个体道德的合理性、提倡为个体的道德。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自由人联合体”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旨在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分裂性的不和谐问题,使人类个体的全面发展成为人类整体全面发展的条件,进而实现"自由人"与"联合体"有机一体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价值解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只能是"自由人联合体"。     

“第二个飞跃”与“自由人联合体”——“三农”问题的思考

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引向社会化、产业化的合作轨道 ,是邓小平“第二个飞跃”思想的基本要求 ,也是解决“三农” (农业、农村和农民 )问题的根本选择。这一过程方向只能是“自由人联合体”。障碍这一过程的因素很多 ,但根本障碍不在“经济” ,而在“政治” ,即“统分结合”下“统”之“超经济性”。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兼论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理性自觉

20世纪初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抱着救国的理想,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国情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对"爱国心""自觉心"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理性思考和阐释,在社会上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探讨,一方面缘于现代国家观念、现代爱国主义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是探讨该问题的动力。学理上的探讨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促成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为早日找到治国良方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同时更加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性自觉与责任担当。     

有“破”无“立”:“五四”学人对孝文化的批判

孝起源于敬亲爱亲的感情,自西汉以后2000多年的文化流变中,逐渐与皇权政治融为一体,同时也逐渐转化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清朝覆灭,民国新立,中国依然摆脱不了民族危亡和民主难行的局面.“五四”学人(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在总结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改革失败的教训以及探究欧美强大的原因之后,认识到孝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总根源.于是以政治为维度对之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批判缺乏应有的理性与辩证.这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致使孝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流失,糟粕成分遗存,也是中华文化出现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真情之流”:朱谦之的“音乐文学史”建构

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以"真情之流"这一概念作为理论起点,重新定义"音乐""纯文学"的概念,以树立起"文学随音乐而演进,音乐又随文学而嬗变"的史观。该建构,本质上是在中国古典文化精神中为白话文学寻找更正确的发展方向,借音乐的表达形式激活文学的"直觉性",使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实践人本自由主义”: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哲学灵魂

“哲学是人民的灵魂”,卡尔哲学的“灵魂”就是“实践人本自由主义”。“实践”是马克思理解世界历史和创意理想世界的出发点;“人本”即“以人为本”是马克思的哲学武器和服务现实的目的;“自由”或“自由王国”亦或“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理想和恒久信仰。     

文学论“道”——巴金先生的文学空间

巴金一生著作等身,创作空间很大。《家》、《寒夜》、《随想录》代表了他创作的三个历史时段。在这三个时段里,他每否定一次“黑暗”,都会给文学、生活和“道”带来新话题。结果,在他一次次扩大的文学空间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更多新空间。     

论我国现代社会中的“职业的痴呆”

中国现代社会中的职业的痴呆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发展形态中的一种社会现象。这是由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中人对物的依赖、存在旧式分工和教育的特点决定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自由社会之间完成了更替,个人实现了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职业的痴呆也必将随之消失。     

在“关心”的旗帜下“手拉手”

在“关心”的旗帜下“手拉手”陈建强陈建强，上海市社科院副研究员、青少年研究所青少年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从事青少年教育及研究３０余年，发表青少年心理及教育、少先队理论方面的研究报告、论文２００多篇，计１５０余万字，主要论著有《青少年生活意识研究》、《少...     

前行在“英雄中队”旗帜下

在南京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南京团市委、市少工委积极发挥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众多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优势,多年坚持带领全市少先队员开展英雄中队创建活动。从1955年南京团市委命名全国第一支卢志英中队至今,南京市已命名198支各具特色的英雄中队,其中以革命烈     

从李大钊的“中华文明之问”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百年求索

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的“中华文明之问”,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五四运动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分子探索国家出路的重要思想表达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伟大愿景的思想先声。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四个历史时期的接续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经奠基、发端、展开、基本成型过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超越与回归——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视角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从主体视角真实地描述了人类社会三大发展阶段的演进都是基于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展开的客观历史进程,"三大社会形态"之间的依次更替有其必然性;中国近、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真实情况是处在第一大社会形态向第二大社会形态转变之中。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不仅使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回归到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上,而且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找到了现实可靠的手段和途径。     

十九岁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他曾是党的"一大"代表,而且是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那个……在那青春热血的岁月里,他怀着满腔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后来,有着"小马克思"之誉的他,又有着一波三折的人生……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县,字养初,又名亦宇。他的父亲是前清秀才,教私塾,后来以开小店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