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意识形态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兼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朱光潛先生在他的文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里,反复阐发了一个观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不能划等号,意识形态不能代替上层建筑。朱先生这个观点是对还是不对呢?我认为,如果把上层建筑理解为政治、法律等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称,那么,“不能划等号”。“不能代替”,就是说不能把上层建筑看作只是意识形态,而把政治、法律等设施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这当然是正确的。可是通观朱光潛先生文章的整个思想,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朱先生颇有感慨地说他过去“鹦鹉学舌,把原属意识形态的文艺说成上层建筑”,现在“发现这里大有问题”。文章中都清楚地表明,朱先生说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     

也谈语文教学目的观——兼与王忠宝先生商榷

热爱的语文是去伪存真的语文。热爱的语文是与生活、生命同在的语文。热爱的语文是生长美好梦想的语文。     

回归与落实——兼与赖配根先生商榷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我第十一遍阅读完赖配根先生的文章《2006：新课程行进的坐标在哪里》的时候。我想在此谈些一己之见，渴望与赖配根先生商榷，同时也与广大读者交流。     

回归与落实——兼与赖配根先生商榷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我第十一遍阅读完赖配根先生的文章《2006:新课程行进的坐标在哪里》的时候。我想在此谈些一己之见,渴望与赖配根先生商榷,同时也与广大读者交流。     

比喻只能顾此失彼——兼与王瑞汉先生商榷

王瑞汉先生在《语文知识》1998年10月号《比喻不能顾此失彼》一文中提出:“比喻只用本体和喻体的某些方面相似,但如果只盯住相似的这些方面,忽视不相似的那些方面,也会给比喻带来伤害。”此说恐不够妥帖,其实比喻都只能是顾此失彼的。作者运用比喻来说理,读者通过比喻去明理,一旦作者读者达到各自的目的,便“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钱钟书),比喻不过是渡河之“筏”,示月之“指”,猎鱼兔之“筌蹄”,换言之,作者在说理文     

修辞学性质刍议——兼与郑荣馨先生商榷

修辞学的性质历来有争议。骆小所先生在《修辞学的性质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修辞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修辞学属于大语言学”。一个部门挂三块牌子,也许可以办很多事情,但也可能职责不清,性质不明。笔者坚持大多数人自觉反对,不自觉认同的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仅这一点说,我和骆先生是一致的。至于郑荣馨先生在与骆先生争鸣的文章(见《修辞学习》1996年第5期)中把我列为“艺派”代表之一,倒使我感到受之有愧。我们承认骆文在理论及表述上是有点问题,仅就“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而不属于科学部门”这句话来看,较审慎的表述似应为:“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自然科学”。尽管如此,细读该文,这一认识还是明确的。又若要避免理论上出现漏洞,在我看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人文科学内部,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于语言学。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骆文在语言表述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能否成立。故笔者     

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兼与童庆炳先生商榷

人们的审美意识(对于"美"、"丑"、"悲"、"喜"等等的意识)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此即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其他具体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并列位置。文学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全方位"性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审美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交汇、出入之所,同时,文学还是非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意识———科学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场。从以上观点来衡量,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具有非科学性,又具有非合理性。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束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一个错误的证明——兼与王玉怀先生商榷

贵刊1993·8期P18刊登了王玉怀先生的文章《一道条件过剩的IMO试题》,文中将第24届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一道试题: 设a,b,c为三角形的三边长,求证: a~2b(a-b)+b~2c(b-c)+c~2a(c-a)≥0中的条件放宽为“a,b,c为任意正数”。笔者以为不妥,原题的条件依然是必要的。     

清代江西清节堂初探——兼与梁其姿先生商榷

清代是贞节观念发展到极致的时期,新出现的慈善组织——恤嫠会或清节堂,旨在救济或收养那些贫苦无依的年轻寡妇。江西在清代共设立了4个清节堂,且最早的清节堂创立于1872年,在管理上是以官督民办为主,但官府并不直接参与清节堂事务的管理。清节堂有三种社会功能：收养贫困的贞女、节妇,保护自愿守节的孀贞,以及帮助入堂节妇抚孤养老。     

释“刊”——兼与杨绳信先生商榷

“刊”在唐宋以前是“削”“修改”之意,唐宋以后才有“雕板印刷”的意思.因此,西汉时期文献中的“刊”并不证明此时已有雕板印刷.     

“石门”考辨——兼与郁贤皓先生商榷

《李太白全集》中与元丹丘有关的诗达十几首之多,其中涉及“石门”这个地名者有三首,即《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迹有棲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寻高风石门山中元丹丘》。“石门”究竟在什么地方,自唐迄今千余年间一直没有搞清楚。今人郁贤皓先生在《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中谓:“大约在天宝九载前后,元丹丘隐居在唐州湖阳县的石门山。”“则此石门山当在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对此,本人不敢苟同,陈拙见于后,向郁先生求教,并请同志们指正。     

释“刊”——兼与杨绳信先生商榷

“刊”在唐宋以前是“削”“修改”之意，唐宋以后才有“雕板印刷”的意思。因此，西汉时期文献中的“刊”并不证明此时已有雕板印刷。     

也谈高考作弊——兼与郝洪才先生商榷

《教育与职业》２００２年第２期上发表了郝洪才先生的《从高考作弊说开去（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郝先生提出：“高考作弊究其原因，与我们的高考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制度的不公平又成了作弊的诱因之一”，并列举了七省市不同的高考分数线，然后指出“面对高考作弊，笔者无意为作弊开脱，但是看看不公平的现实，又觉得作弊也是对不公的一种反叛”。对于作弊的这种解释，无论如何都给人一种牵强的感觉，甚至是歪曲事实的感觉。本人特在此直陈陋见，以求教于郝洪才先生及各位大方之家。高考制度固然有其不公平的一面，像郝先生…     

也论巴萨尼奥——兼与方平先生商榷

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喜剧中,《威尼斯商人》是最杰出的一部。而正确理解巴萨尼奥这一剧中人物,则对于认识这部作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但是,对于巴萨尼奥的评价,历来争议很大。方平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金羊毛的追逐者》的文章,就提出过一种与众不同的、颇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巴萨尼奥始终是一个金银财宝的追逐者(即所谓“金羊毛的追逐者”)。围绕方平先生的这篇文章及其观点,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为王祈一辩——兼与穆俊浪先生商榷

北宋诗人王祈,年轻时写过一首咏竹诗,有两句云:“叶垂千口剑,竿耸万条枪。”作者颇为自得。不料苏东坡见后批评道:“好则好矣。只是十条竹竿,共一片叶也。看王大夫(祈)诗难得不笑。”此后,王祈这两句诗一直被人当作夸张失真的典型,加以笑话。最近,《语文知识》上有穆俊浪先生一篇论夸张的文章,再次对它提出了批评,认为它     

《谈龙》小议——兼与周振甫先生商榷

<正> 近来翻阅清人诗话,见赵执信《谈龙录》一则,颇受启发。兹抄录如下:“钱塘洪舫思(升),久于新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宅论诗,肪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     

素质胎教论——兼与严梅福先生商榷

一、教育必须从胎教开始在《教育研究》 1999年第 11期上 ,读到严梅福先生的《重新认识胎教的智力开发功能》 (以下简称“严文”) ,深为胎教受到有识之士的关心而高兴 ,“严文”强调胎教要讲科学的意图也很好。但“严文”的一些主要观点不敢苟同 ,有商榷的必要。《教育研究》 1993年第 6期上曾刊发拙著《胎教——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领域》 (以下简称“胎教”) ,此文指出现代教育家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因此他们不仅不会把胎教排斥在现代教育之外 ,更是把胎教看作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 ,认为终身教育应从胎教开始。但“…     

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朱光潜同志商榷

朱光潜同志在《西方美学史》(一九七九年新版)的“再版序论”中,谈到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内容涉及如何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等问题,其中有些地方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朱光潜同志在“再版序论”中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几个方面的“迷惑”。他在“迷惑之一”中写道:“马克思本来不曾说‘经济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可是在‘序言’中是确实尽强调经济因素”。我们觉得朱光潜同志的这种说法和提出的问题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