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的公理化诠释--从理论范式看孔孟思想的逻辑建构

运用公理化方法诠释中国文化经典,就是试图以一种共同的理性方式,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对《论语》、《孟子》的公理化诠释,可以发现隐含在孔孟思想系统中的建构逻辑之起点---中庸,既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最具特色的要素,形成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先秦儒家以“仁爱”“尚义”“崇礼”为标志的理论范式。     

先秦时期儒家的美学思想

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美学命题,形成中国文化“轴心时期”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盛况,而且构成了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源头。先秦儒家奠定下的基本审美理想、审美取向和审美态度,在滋养中国审美艺术千年历史的同时,也造就了华夏民族基本的文化心理络构。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人性论是先秦儒家十分关注的话题。儒家注重修养,而人性论又是修养的前提和基础。人性论最早由春秋末年的孔予提出,孔子对人性的简单表述在学术界引发了很大的分歧,也为后来儒家人性论的发展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先秦人性论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背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先秦人性论产生的背景基础上,通过分析孔子、孟子和荀子提出的“性”的含义和道德本质,着力梳理出他们的“人性论”观点,并以此为线索剖析性善论和性恶论之间的差别。‘     

试论先秦儒家的修身观与修身途径及现代意义

修身观是先秦儒家札学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以札的道德化、先验化和超越化为特征的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惨身观是中华民族个体道德的形成与发展的源头。仁札合一、推己及人和化性起伪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修身观的核心内容,而三家的侈身途径则分别注重予行、养和化。就儒家修身观和侈身途径的现代意义而官,其棱心要素在于人文精神的弘扬。     

略论先秦儒家的逻辑思想

先秦逻辑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中国逻辑史的主要内容.其中,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之逻辑思想,颇具特色,对先秦逻辑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     

儒家"性习论"的探讨及其价值

“性”与“习”的关系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基本命题，中国先秦儒家对性习关系有过激烈的争议。本主要探讨了孔子、告子、孟子和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异同点，并阐述了他们的思想在心理学上的意义。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继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大懦。他和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两个最主要的代表,对孔子的思想都作了重大的发展。孟子基本沿袭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被视为孔子的继承者,因而中国古代素有“孔孟之道”的称谓。苟子的学说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兼取先秦诸子尤其是道家、法家之精华,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因此他虽属儒家,但“儒而不纯”,是一个集百家之大成者。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中说：“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懦家的…     

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德育意蕴

人性论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中心内容，也是道德教育理论的形上依据和理论基石。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抑或是荀子的性恶说，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并直接影响到传统知识阶层的道德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心性论是形而上的修养论，而儒家的修养论是实践的心性论。从人性论的角度审视传统儒家的德育理念，道德教育之必要，由于人性中的欲性；道德教育之可能，由于人性中的知性和仁性；道德教育之根本途径，在于“为仁由己”。这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从孔子发展到孟子、荀子，以至于以后的儒家，基本上都是这一人性内涵的演绎和延展。     

试论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

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是建立在礼正义论基础之上的，它主要以礼义差等作为正义的分配原则。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的义利思想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认识到义利关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隐喻的“隐育”：先秦儒家水隐喻中的教化意蕴

先秦儒家在进行教化时往往采用隐喻进行表达,并尤爱将水作为喻体,以其自然之义承载人事之理。先秦儒家以水为喻的局面发轫于孔子,孔子洞察水的多种特性,偏爱以水喻“德”和以水喻“学”。孟子和荀子承袭了孔子的以水喻教思想,侧重以水喻“性”和以水喻“政”。持“性善论”的孟子主要抓住水的本性,以其来承载“存养扩充”的人性教化和“仁政”的政治教化主张。持“性恶论”的荀子更加注重教化的力量,借助水来阐述“化性起伪”的学习之法和“王制”的治国之道。孔、孟、荀的水隐喻相互关联,一脉相承,实现了一种隐性且委婉的教化方式,滋养了中国古代以水喻教的话语体系构建。     

春秋时期与忠的道德内涵的定型——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三

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夏、商、西周的发展,忠由一种道德意识发展为一种道德观念,并在春秋时期完成了道德化的进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践行主客体及对象明晰的道德规范,实现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的定型。春秋时期,忠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为上者对社稷和人民的利国利民之忠,也包括涵盖公平正义内涵的公忠精神,更包括与人忠、为人谋忠的尽心竭力之忠。春秋时期的忠德内涵型范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以后无论忠德如何变迁,其基本内涵没有突破春秋时期确定的忠德内涵的范畴。     

先秦儒家治国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思想为孔子所创立 ,中经孟子的发展 ,荀况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 ,主张“宽猛并济” ;孟子倡导“仁政” ,主张“推恩于民” ;荀子“隆礼重法” ,礼法结合。他们治国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对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治国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论先秦儒家名实思想--从概念的角度看孔子、荀子的名实观

先秦儒家认为正名是实现社会大治的基本要求。孔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开创者,强调名实一致,提出正名以正实的原则。荀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孔子正名思想的同时,对其总结批判,认为制名以指实,提出了正名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使儒家正名思想更具逻辑色彩。     

论儒家终极关怀的双重走向

儒家内在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心性—道德—理想人格这一方向上的成就已经受到广泛的注意 ,其另一走向 ,即礼—政治—理想社会这一方向的源流却很少被注意。从先秦儒家开始 ,孔子对天的信仰向人文化发展的过程具体展现在“仁”与“礼”的双重关怀中 ;孟子和荀子则分别发展了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考察从秦汉以来直到近代康有为等人以及现代新儒家在终极关怀理论上的历史变化 ,将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儒家高度入世的终极关怀的丰富内容     

两极相通——孟荀思想比较三题议

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曾经对他之前的先秦诸家作了一次全面的批判和总结。在儒家内部,荀子崇孔子、子弓,而痛贬于思和孟轲,从而表明他是直承儒学创始人孔子,而与思孟学派却尖锐对立、毫无瓜葛。毫无疑问,荀子思想与儒家开山孔于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异常清晰,但当人们一旦涉及孟子和荀子之间的思想关系时,问题就马上变得复杂起来。仅仅从表面上看,荀子不但有明白的排孟言论,而且也提出过与孟子截然相反的观点,孟荀殊途的说法似乎就此而可以敲定。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荀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之借鉴

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学者对德育不仅有宏观上的阐述,也有微观上的分析,既有理论的论证,又有身体力行的实际指导。当前,应将先秦儒家的优秀德育思想整理成具体可行的范式,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以促进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与新道德典范的结合,进而指导当前的德育工作。     

先秦儒家的“为己之学”和“为学由己”思想

“为己之学”是先秦儒家学习思想的高度概括,对“为己之学”的解读是对先秦儒家为学思想乃至整个儒家为学体系的重要一窥。历来受到儒学研究者的重视。先秦儒家的“为己之学”以人性论为其逻辑起点,通过对学可明德的信仰以及对“内圣”而“外王”的逻辑推演,树立了先秦儒家为学思想的精神价值导并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以明确为学之志趣、内省多思之方法以及躬于实践之途径铸造了“为学由己”的为学实践模式,赋予先秦儒家为学思想以实践之可能,从而奠定了整个儒家为学思想体系的根基。     

先秦儒家与《管子》孝道思想之比较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和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的孝道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与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是“泛众爱”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极力将其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管子》是管子学派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管子的思想。先秦儒家与《管子》的孝道思想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这一重要道德范畴给出了各自的阐释。     

浅析先秦儒家学派人性论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孟子和荀子入手 ,纵向上对先秦儒家学派人性论进行梳理和浅析 ,横向上与古希腊哲学进行一定对比。孔子提出“性相近 ,习相远”的命题 ,在后世孟子与荀子的发挥中 ,分别得到了强调 ,得出了重仁重反省内求的性善论和重礼重文理隆盛的性恶论。但二者结论却未脱离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 ,“克己复礼为仁”的伦理学模式 ,其宗旨都是希望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改造世界 ,治理天下。从更高的角度看 ,东西哲学某种程度的契合更具有那个时代的回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