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用币礼制初探

用币是先秦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朝币”、“享币”、“酬币”、“劳币”等几种形态。经迂对礼经本、金和简牍的梳理，说明用礼币制在西周时期便已开始推行，直至战国，甚至西汉前期，还得到广泛地使用。     

蔡邕经学成就简论

作为经历了顺、桓、灵、献四朝的文化大家,蔡邕无疑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但蔡邕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由于汉末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变化,蔡邕对汉人颇为看重的章句之学涉足甚少,而是将其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对汉代及前代礼制的厘定与规范上,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政治期待。     

两汉今古文之争概念杂识

今古文之争作为两汉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各种经学史著作当作一项专题来论述,甚至有专著探讨此问题。然而,我们若从几组相关概念进行阐发,则可更清晰地看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实质,即由＂文字＂、＂经本＂的相异上升到＂治学宗旨＂的不同,进而上升到学派的斗争。     

先秦用幣礼制初探

用瞥是先秦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朝瞥"、"享瞥"、"酬瞥"、"劳幣"等几种形态.经过对礼经文本、金文和简牍的梳理,说明用礼幣制在西周时期便已开始推行,直至战国,甚至西汉前期,还得到广泛地使用.     

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宗庙之制有所变革,表现为：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蔡邕《述行赋》写作时间考论

李云之死是考证《述行赋》创作时段的最重要的参照物。依据《后汉书》记载及对当时朝廷所任命的其他官职考察,李云之死应以袁宏《后汉纪》所载延熹二年为准。《述行赋》为汉代纪行赋中的名篇,而纪行赋的时效性强,写作时间与行旅同步或略微延迟。另外,单超在延熹三年正月去世,而《述行赋》中对此未提及,其写作时间当在此之前。综合考察,《述行赋》的时间定在延熹二年九月到十一月之间为宜。     

蔡邕与东汉诗序体考论

诗序体是悄然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一种新型诗歌体式。诗序体的产生,虽然是受了“赋序合一”等的影响所致,但与蔡邕对其之艺术实践大相关联,因为蔡邕集中的《樊惠渠歌并序》一诗,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诗序体。此外,蔡邕善于从事“文序合一”之创作的举措,也为诗序体的问世提供了坚实之基础。由于诗序体开创了诗歌审美的新格局,所以魏晋六朝的诗人们均特别喜爱这一新型的诗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陶渊明。而此,所体现的则是蔡邕对文学史之重要贡献。     

唐代先蚕礼探析

唐代先蚕礼举行的时间一般在季春吉巳日,地点和祭品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这显示了唐朝统治者对古礼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唐代先蚕礼的变化反映了唐代礼制之间的继承与沿革。先蚕礼还是政治角逐中的有力工具,往往被干政欲望强烈的皇后用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宣示权威。     

《礼记》中虞夏商周礼、礼例及分类考

《礼记》记载了宗周之前太古、有虞氏、夏后氏、殷数代礼制。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礼制可通过明例、太古例、非古例、古例等礼例来研究。而且,宗周之前的礼制可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五个方面。     

宋康王射天考论

射天是对敬事鬼神传统的反叛,也是对人主体性的张扬.因此,勇于射天的宋康王是殷商传统文化不自觉的革新者.与射天直接否定神的力量不同,周人的射礼只射四方不射天,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与射天是殊途同归的.但是,从殷商亡于周到宋国亡于齐,殷商人及其后裔在文化上的话语权逐步丧失,于是射天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从而完全掩盖了其进步意义.     

影响18世纪礼仪转折的若干因素

对18世纪礼制转变的讨论似乎不应局限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思考范围,而应把它置于更复杂的制度与民间生活的互动网络中予以全面把握。由此,不但要注意礼制的内涵与明清思想转折的关系,而且也不可忽略这种转折与清朝帝王文化品味的诱导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儒家"二元礼"的困境进行反思,可以看到清代帝王和士绅如何寻究克服此困境的途径,可以进一步认识考据学与礼仪"经世"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评价科举制的功能,说明基层士人的身份认同及合理流动对礼仪重建有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元代朱熹《家礼》论略

朱熹《家礼》在中国礼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相比于《家礼》在宋代和明代的清晰轨迹,元代的《家礼》传播和影响并不为学者重视。但细究起来,如果没有经过元代特殊社会环境的发酵,《家礼》无法由私家之礼演变为国家之礼。本文试图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家礼》的传播和汉人士庶的服膺情况,勾勒宋明之间《家礼》流传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家礼》逐渐成为"国礼"的深层原因。     

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中国军队的“以礼治军”时代

礼是中国上古神权时代最根本的思想观念,"以礼治军"是上古时期社会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要求。三代以来"以礼治军"的战争实践充分证明了其历史的必然性。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军礼司马法》,就是"以礼治军"的理论总结。春秋时期,以礼治军的理论原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春秋中期的宋楚泓水之战,则在事实上宣告了"以礼治军"时代的终结。     

南北朝官方礼学教育述论

南北朝官方礼学教育为南北朝礼学研究的大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南北朝各代重视征用礼学名家讲授礼学,为礼学教育储备了师资。南北朝各代所办学校,均重视礼学的教育,这为礼学教育提供了机构与制度保证。南北朝各代重视对皇室、宗亲的礼学教育,为全社会提倡礼学教育树立了榜样。     

东汉《春秋》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纷争

东汉时期为加强皇权,强化了对经学的控制。光武帝立《左传》博士的努力、汉章帝对贾逵的支持、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其目的都是试图规范、整理今文经学,把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纳入到专制统治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公羊》学派为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自身也发生了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使《公羊》学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宋代古音学考论

宋代古音学是在吴开拓下发展起来的。它的建立和发展 ,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隋唐人的协音注释为它作了前期准备 ;对前儒经说的怀疑以及对《集韵》《礼部韵略》旧韵模式的不满 ,促使了宋人对古音学的研究。它的蓬勃发展 ,一是表现为研究古音的著述很多 ,二是研究古韵的学者很多 ,他们在各种著述中发表了很多古音学方面的见解。宋代古音学虽然以通转叶音说为主体 ,但宋儒之中不少人对古本音问题以及对叶音说的错误 ,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并提出了古无叶音说的口号。本篇从古音学史的角度 ,探讨了宋代古音学形成的历史条件及社会基础 ,并讨论了宋代古音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是非问题。     

礼崩乐坏否 礼复乐兴乎——以一组汉代铜钟画像为例

从乐、图、文三方面,对汉代画像上刻画的铜钟用乐图像进行深入剖析后发现,这种对铜钟松散的使用,不是先秦礼崩乐坏的延续,而是汉初无为而治形成的较为松散的用乐制度所造成的。这种使用,恰恰又成为汉武帝重新制礼作乐的创新基础。其创新突破旧有礼制乐制,最终形成了铜钟既可礼乐、又可娱乐的新的礼复乐兴的繁荣局面。     

孔子礼学管窥

孔子的礼学思想是儒家的核心，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礼”是孔子各方面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孔子一生都在为实现“礼”制的理想社会而奔波，孔子礼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