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困境及路径——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为例

实现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会促进边境牧区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牢。结合边境牧区治理实践,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可从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法治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工具智慧化等五个方面衡量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态。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治理机制法治不足、牧民参政程度较低、治理智慧化水平低、边境牧区治理存在无效的风险是边境牧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阻滞了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实现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须从推进牧区治理多元协同、提高边民整体法律素质、完善民主参与机制、以科技支撑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深化边境牧区治理绩效动态化管理等方面着手。     

基于协同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考虑生态文明建设特点和现行治理手段失效的条件下,协同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基于协调、绿色理念,协同治理要求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共识、子系统协同行动支撑、多元主体间行动实行有机结合。为改变生态文明建设困境,协同治理应激励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保证多元治理主体利益的独立表达,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能力,实现治理愿景。     

桂滇边境地区沿边村寨建设对边民守土固边意愿的影响研究

桂滇边境地区沿边村寨建设对于增强边民守土固边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在兴边富民行动的带动作用下,桂滇边境地区沿边村寨通过开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经济建设、乡村社会保障建设、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边境安全防控体系建设、边民思想观念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工作,沿边村寨建设的产业融合效应、就地就业效应、生态环境效应、人居环境效应、社会文化效应以及增收致富效应逐渐凸显。桂滇边境地区沿边村寨建设从自然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治理因素、文化因素等六个方面影响边民的守土固边意识,提高边民的守土固边意愿。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教师 参与学科治理的困境及路径

教师参与学科治理是现代大学治理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本质要求。大学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主体,其参与学科治理在推动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平衡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等方面具有多元整合价值。但在学科治理实践中,教师参与学科治理面临着学科发展自主性与学科管理行政化、学科治理民主性与教师权责边界模糊、学科治理理性价值与工具价值等多重矛盾的现实困境。而解决这些困境,应确立教师参与学科治理的民主参与、利益公共性和权力共享原则和范畴,构建教师参与学科治理的“情—利—权—责”一体化激励机制以及完善和创新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等学科组织结构。     

管控与开放：后疫情时代下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特殊性思考

新冠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一场大考,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年采取积极有效的联防联控措施效果显著,滇越边境是疫情爆发以来管控与防疫较好的边境地区,但仍存在边民往来与沿边开放受限、基层防控人力资源冗余性欠缺、边境口岸及抵边村落防疫重任加剧、边民流失严重等问题。后疫情时代下边境地区基层治理如何处理“关”与“通”、“堵”与“疏”二元对立的治边方略面临重大考验,探索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特殊性和有效性途径,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边境地区乡村治理不断优化实现兴边富民。     

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内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辩证逻辑和基本意蕴。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以利益关系结构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主体与公民权利主体体系,现实地体现为以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为主体,以国家治理的行动和价值体系为匹配的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集中体现为按照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的现代化取向,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国家治理能力是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主体运用国家制度体系,进行国家治理和参与治理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这些主体的能力构成要素和实现利益效能的现代化,而完善和发展科学适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评估体系,则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和效能的途径。     

论社区公共资源治理中居民主体性的生成——基于湖北D社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公共资源治理的内在主体,三者关系决定社区公共资源治理模式的转换。基于社区公共广场治理的"结构—过程"分析发现,社区公共资源治理经历了权威管制模式到赋权增能模式的结构变迁。通过对两种治理模式的剖析和对比,我们重点关注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过程,勾勒出具有主体性的居民在社区公共广场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社区公共资源治理的根基在于激发居民主体性,这包括再造居民自我组织、自我行动的过程和建构赋权增能的机制,尤其是组织赋权和心理赋权的综合运用。     

中小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其消解路径

中小学治理现代化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关键内容,其中中小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重心和着力点。中小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虽然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却是一项探索已久的行动。其表征生动体现为扎根治理理念科学治校、治理过程民主规范、运行法治化制度化、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主体参与能力增强、实现专业化治理。中小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实践中面临学校主体性缺失、传统管理思维存在惯性、法律保障及法治精神不足、制度变革梗阻、互动协作机制缺失、主体参与能力疲弱的结构性困阻。为此,应当从学校法人治理、治理理念、法治建设、制度变革、权责关系、能力建构层面寻求破解之道并积极建树。     

三螺旋理论视域下大学外部治理多主体协同发展论析

大学外部治理是实现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调大学办学自主权、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红利下,大学外部治理主体越发多元。运用三螺旋理论,从治理主体角度展开考察了政府、大学、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的职责关系,系统地分析了大学外部治理多主体协同的建构方向与发展路径,对于促进大学外部治理多主体协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应从"厘清行动边界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职责,确保协同治理有序""强化制度供给规范协同治理机制,增强协同治理能力""放权增能引导大学自治,提高协同治理水平""培育赋权积极引导,凝聚协同治理力量"等方面进行探索,最终促进大学外部治理主体朝着多元协同的方向发展。     

教师赋权增能视野下的学校改进：内涵及策略

学校改进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从赋权增能的视角分析教师参与学校改进的内涵,是指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着眼于教师参与学校的改进权、能真实促进学校的改变与发展,并在学校组织环境影响下形成改革实践共同体的一种教师研究。教师赋权增能具有主体性、合作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学校要提升改进能力,需从教师参与学校改进的角色基础赋权和教师参与学校改进的行动框架增能入手,以便为学校改进研究视角的拓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教师赋权增能视野下的学校改进:内涵及策略

学校改进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从赋权增能的视角分析教师参与学校改进的内涵,是指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着眼于教师参与学校的改进权、能真实促进学校的改变与发展,并在学校组织环境影响下形成改革实践共同体的一种教师研究。教师赋权增能具有主体性、合作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学校要提升改进能力,需从教师参与学校改进的角色基础赋权和教师参与学校改进的行动框架增能入手,以便为学校改进研究视角的拓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新时代西南边境口岸发展研究——以孟定清水河口岸为分析对象

孟定清水河口岸是中缅边境最大的边民互市贸易口岸和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口岸,在推动对缅“五通”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中缅边境孟定清水河口岸的特点是：边民互市贸易一枝独秀、旅游特色品牌基本形成、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及中缅友好交往频繁等方面。因此,结合服务中缅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中缅边境孟定清水河口岸的发展建议：加快临沧至清水河高速公路建设和着力推进临沧至清水河铁路建设进程、加快推进中国—缅甸—印度洋海公铁联运新通道建设、不断提升通关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加快综合性海关指定监管场地建设。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对边境村落治理的影响——以隔界村哈尼族为例

中越边民通婚历史悠久,对隔界村的调查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时期通婚情况不尽相同,近年新增的"跨国婚姻"以同族通婚为主,有低龄化特征,且均为"非法"跨国婚姻。跨国婚姻的产生是文化、经济、人口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边境村落治理影响深远。建立良好的边民通婚机制,保障跨国婚姻有序有效,对边境村落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以西南边境民族地区为例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农村工作的顺利推进关键要靠农村基层组织,但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衔接进程中却存在政治领导力不强、带头人执行力较弱、边民参与农村治理的后劲力不足等瓶颈问题,制约着衔接效果。因此,此地区的基层组织要立足区域实际,加强组织队伍建设、配好领头雁、转变思想观念,以做好有效衔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逻辑关系与发展启示

兴边富民行动是国家治边稳疆、改善民生,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兴边富民行动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生态领域保护和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推动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条件。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具有紧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载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力量;实践逻辑体现为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具有政策目标的衔接性、政策内容的契合性和政策执行上的相似性。基于兴边富民行动视角审视和推动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应提高政策供给水平,提升政策执行力;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稳边固边能力;加强多方主体合作,激发边民内生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边疆地区稳定繁荣;筑牢边疆生态屏障,发挥生态资源优势。     

主体自觉视角下的学生参与高校治理问题研究

当前高校治理中的学生参与表现出"数量少—质量低—持续难"的整体式微状况。一方面,由于对学生作用认识不到位和参与渠道不畅,学生群体仍然很少参与高校治理,且治理效能明显不高。另一方面,学生参与还尚未形成治理惯性,"运动性"治理特征较为凸显。而学生主体自觉缺位正是导致上述难题的核心病因,突出表现为:认同自觉缺失、行动自觉匮乏和评估自觉迟滞。为此,优化高校治理亟需激发学生参与的主体自觉,既要加强学生服务高校治理的思想教育,为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提供行动舞台,也要鼓励学生群体主动评估高校治理状况,并大胆吸纳学生的治理建议。     

社会治理的发展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因此,从伦理角度进行规约社会治理意义重大。社会治理发展伦理所追求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所推崇的是社会全面发展、所崇尚的是参与主体的共享发展。社会治理中发展伦理诉求的达成需要社会治理主体对发展的伦理共识、提升主体的行动能力、加强社会治理过程中发展的伦理性制度安排三个方面的协同。     

走向善治:多元参与的县域义务教育治理结构转型

教育治理结构是公共教育治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及其相互关系,治理结构改革是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也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当前县域内义务教育治理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复杂、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强调管控、治理手段与工具缺少弹性等四个方面。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县域义务教育治理陷入政府治理负担日益增加、治理的效率难以提高、治理成本和风险不断增加、回应性严重滞后、社会满意度低等困境。多元参与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途径,它既是善治和义务教育公共性的本质要求,也是复杂情境下义务教育治理和培养公共善的需要。多元参与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方式的合作协商和治理工具多样化。实现多元参与需要义务教育治理从单一主体到合作网络的结构转型,因此需要治理理念和目标的转向、重新认识治理权威、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和不断创新治理工具。     

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限为

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产生既取决于“有为的政府”“自主的大学”以及“参与的社会”共同作用下所创设的能动空间,也取决于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权力重新配置所创设的运行空间。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参与广度、程度和频度等三个维度。社会主体在治理结构统领下既有积极的能动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限制、政府的限定以及大学自身接纳的限度。对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及何以限为的阐释,揭示出社会主体能在多大范围、多强程度上参与大学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教育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机制分析和实践进路 ——基于社会资本框架

聚合微观的社区空间内,社区教育旨在推动教育与社区的融合,使得教育赋能社区治理具备实践基础。遵循社会资本内涵逻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有着“互为因果”的有序循环关系,即社区教育的主体增能、组织培育、要素融合等功能属性基于社会资本的“信任合作、制度规范和扩大网络”破解“参与弱、主体不足和资源分散”社区治理困境。基层案例表明：基于“学”“育”和“联”模式实践,社区教育通过学习共同体、社会组织和资源聚焦等载体展现出教育的“柔性力量”,激活和创新社区治理的内容和途径。面向未来,社区建设通过强化学习共同体孵化、培育社会组织和扩大资源供给等策略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健康发展,构建和运行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终身学习的教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