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藩王继承中的特恩现象

随着藩王绝嗣等问题的出现,明代统治者以特恩的方式予以解决.但特恩藩王数量的激增导致明代宗室危机日益严重.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王室试图通过完善藩王继承制度来杜绝特恩.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特恩的发展,但制度的根本缺陷使特恩现象始终成为明代宗室的一大弊端.     

明代宗藩制度的调适与演变:以藩王移国为例

藩王移国是明代宗藩制度实践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是宗藩制度的局部调适。自洪武至弘治朝,藩王移国屡有发生,但在不同时期藩王移国的原因却不相同。通过考察明代藩王移国历史过程,揭示藩王移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伦理因素,可以为宗藩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明代蜀王府与四川地方社会

"封王建藩"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分封于四川的蜀王是明代各藩系中的一支,多出贤德之王,颇受朝廷的称赞和民间的好评。本文对蜀府的世系以及第一代蜀王朱椿作了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蜀王府对四川地方经济、统治秩序、文化的影响,以便加深对明代藩王的研究,展示四川藩王独有的特征。     

明弘治时期的藩王赏赐与国家财政

明弘治时期对藩王赏赐数量之大,是前几朝所罕见的.赏赐的内容大体上有土地、盐引、课钞、之国费用及王府修建费用等.这些活动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藩王赏赐的后果已是积重难返.因此,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治中兴"的说法实际上很难成立.     

试探刘基对明代初期礼制建设的贡献

礼和法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重要的两环,对国家施政方针和国家走向影响巨大,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在明初礼制创设之时,刘基广泛参与。他对于明初礼制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创设实践。在明初诸礼制中,籍田礼、百官朝会之礼等国家礼制由刘基负责或参与厘定。这些礼仪制度是明初国家礼制的重要部分,也对明代乃至后世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观察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径,从居处形态上说,是由村落到都邑,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是植根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从组织形态上说,是由部落到国家,陶寺遗址是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重要物化表征;从观念形态的发展上说,是由祭祀到礼制,实际上礼制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祭祀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一体是其根本特点。中国古代礼制传统定型于三代之际,但是追根溯源,还应与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诸文化有着一定的内在渊源关系。距今8 000年以前,较早地出现于辽西一带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环壕聚落和早期礼制因素之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文化发生学意义。     

明代戏曲藏书考论

明代是戏曲藏书繁盛和全面发展的朝代,总体上呈现出宫廷与个人互动消长流变之势,包括宫廷收藏、戏曲家收藏、藏书家收藏、刻书家收藏四大块。上自贵族藩王、朝廷高官,下至文人处士、书坊业主多所参与,呈现出宫廷戏曲藏书向社会流动趋势。地域上则南北分合,基本符合传统文化重心流动的进程。这样的情形,既大体展示了一代戏曲藏书及书目著录状况,也代表了古代藏书领域的整体经纬。     

明代藩王琴谱谱系研究

明代藩王所辑琴谱为历来琴家与藏书家所珍重,每部琴谱都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并在琴曲传谱、风格特点等方面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自成谱系。它们对后世琴曲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五本存见明代藩王所辑琴谱谱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旨在尽可能地探究明代藩王琴谱现存谱本的传谱面貌及相关信息。     

安顺屯堡地戏服饰与明代“礼”的探析

地戏是安顺屯堡地区重要的民俗活动,地戏服饰是地戏中独特的部分,地戏服饰所表现的"礼",具有地方性的礼俗特点。由于屯堡地戏产生于明代,必然会受到国家"礼"的影响,明代在国家礼制中制定了服饰制度,服饰的形制要符合"礼"的规则。地戏服饰作为"礼"的一种特殊载体,所表现的地方性的"礼"与明代的"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明代河南藩王护卫的设置和裁撤

明代先后有数位藩王分封于河南。最初藩王均拥有一定数量的护卫,负责保护藩王的安全并协助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但这些护卫常常依仗藩王的特殊身份寻衅滋事,为患地方。削藩以后,多数藩王的护卫被裁撤,少数未被完全裁撤护卫的藩王,护卫数量也大为减少。藩王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复存在。     

论明代湖广藩王对地方社会的积极影响

以往学界对湖广藩王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均着力于其对地方社会的破坏。但是,这并非全貌。藩王同样会对地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诸如参与工程建设、救护地方人民,同地方官府和地方官员融洽交往等。认识湖广藩王的多元形象,可为丰富明代藩王的整体形象提供路径与样本。     

文献、读书人与宗族：明清徽州婚姻缔结礼仪的建构与实践

明代以降,国家礼仪下移,但如何使其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契合,并内发地开展礼仪建构与实践,能够在形成稳定体系后被地方民众持续执行与坚守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探讨文献、读书人以及宗族等在徽州地区婚姻缔结礼仪建构与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更好地理解“礼制下行”至地方之后,民间为实现与国家礼制的“恰当对接”而进行的自我调节以及国家礼仪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抵牾、调适与融合的动态过程。     

明代藩王学的盛会——“潞王陵与明代藩王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河南省新乡市申遗办公室、河南省新乡市文物管理局及凤泉区委、区政府三方共同主办的2007年“潞王陵与明代藩王学术研讨会”,于11月16日至11月19日在河南省新乡市举行。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代表共60多位学者,分别来自北京、湖北、广西、安徽、河南等省市。这是明代藩王学的一个全国性盛会。     

明代王府音乐在凤阳民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弄清凤阳民歌传遍神州大地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明代藩王与帝乡凤阳的关系研究和对朱权、朱载堉、朱宪火節等藩王的作品研究,揭示了王府音乐中的凤阳情结,阐述了王府音乐体制中的凤阳音乐文化渊源,论证了明代王府音乐在凤阳民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娄妃之父辩

在明代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宸濠之乱”曾经震惊过江西大地,正德年间宁藩王朱权之玄孙朱宸濠为谋取皇室的继承权,曾交通肘腋,曲折上承,为朝廷所不许,遂起反叛之心,罗列党羽,伺机作乱。其有妃娄氏,出身世门,熟书知理,能诗善画,颇具封建妇德,并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她对宸濠的举动早有察觉,屡谏劝之。曾作樵人与妇语谈图以进,上题诗曰,“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是担头轻,昨宵     

大礼仪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

大礼议对嘉靖朝的人事更迭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 在明代16位帝王中,除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外,以藩王身份登上九五之尊的明成祖朱棣和明世宗朱厚熄是明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位皇帝.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代藩王的著书与刻书

介绍明代主要藩王的重要书与刻书，并分析其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宋朝寻医制度考论

唐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官员人身控制的减弱和使职差遣的发展,就不断有官员称病寻医的现象出现。宋初,中央政府重建了文武官员病假管理制度,将寻医现象压缩在有限的空间内。北宋中期以后,寻医逐渐摆脱病告的窠臼而演变成一项独立的病告制度。这无疑是员多阙少的矛盾使然,也是寻医具有制度约束力的基础。南宋以后,寻医制度在国家和官员的双重作用下逐渐演变成朝廷奖惩和官员避罪等的工具。寻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异变,深刻地揭露了两宋的政治生态。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二三场

北宋更定取士之法,以经义、论策取士。明代科举取法宋代,尤以经义为重,导致二三场之学逐渐衰落。明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社会的变革,经义取士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论策关乎时政,能体现士子的政务处理能力,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嘉靖末期开始,二三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朝廷令乡、会试考官在取士时偏向后场,并且改革阅卷制度,实施分房互校。主管各省直学政的提学官也在童试、岁考和科考等基层科举考试中,提升后场的地位,培养生员的二三场写作能力。在国家与提学官的双重改革下,论策已经成为阅卷官取士的重要依据。从明中后期以来朝廷对二三场地位的重视来看,康熙时期罢试经义,专以论策取士,并不是偶然现象。经义、论策地位的此消彼长,体现了科举制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