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交友论》与阳明学友谊观之关系

《交友论》是利玛窦与中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融合儒家,尤其当时处于学术界主流地位的阳明心学友谊观而撰写的。利玛窦在创作《交友论》之前,一直与阳明学者有着深刻而广泛的交往。在写作《交友论》时,他有意识吸收阳明学友谊观的思想资源,在消解中世纪哲学友谊观的神学色彩的基础上,突出其德行内容和超越血缘亲情的特性,从而实现了与阳明学的沟通,使明代士大夫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迈出了融汇中西文化成功一步。     

明末历局与西学东渐

明末历局的开设及其组织编译《崇祯历书》和引进西方天文仪器,使中国的天文学走上了与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西方传教士也借进入历局参与修历的机会,得以深入宫廷传教,并使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在“南京教案”之后重新振兴。     

利玛窦与云栖袾宏的孝亲观比较——兼论明末天主教的传播困境

明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没有盛行,根本原因在于没能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以用于宗教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宏博精远,非一二句可言明,而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故以对孝亲的态度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利玛窦是明末在华传播天主教的杰出人物,其观点能够代表明末天主教的孝亲观.同样,云栖袾宏被尊为明代四高僧之一,其孝亲观也完全可以代表当时佛教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从二人的孝亲观,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便能窥探出天主教在明末传播困境的一些原因.     

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

《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成功无疑是基督教传教成果的公开展示，它带给利玛窦的不仅是中国士大夫们的赏识，更为重要的是验证了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为利玛窦后来传教局面的推开创造了条件。这部著作紧扣当时中国士大夫们的心理，按照他们的口味进行编写，作为外国人撰写的中文著作，它既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又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桥梁，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利玛窦为何能在中国站住脚跟

中西文化较大规模的接触,是从明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开始的。作为最早正式介绍西方宗教和学术思想的奠基人,利玛窦对于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刊玛窦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是同时他又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把中国文化正式介绍到西方。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这就加深了系统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的难度。作为第一个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者,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例如,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就从他那里学到许多有益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华书局适时推出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精装本。1615年,继《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由金尼阁整理的该书一经出版,再次轰动欧洲,让西方重窥天朝大国的一抹斜阳。学界多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强调利玛窦对欧洲文明东渐与中华文明西传的独特贡献,     

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的主要内涵包括:把传播数学文化作为一种工具为传播天主教义服务;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范围内广交朋友并传播数学;将西方数学名著翻译成中文,使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的数学思想;重视数学概念的中文译名,创造了许多措辞达意的数学术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科学名词.利玛窦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演绎数学理论和数学计算技术,"利玛窦模式"也为欧洲输送了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成就.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传播

利玛窦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既传播了西方文化,也向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端州时期,奠定基础;南方活动,扩大影响;觐见皇帝,进贡方物;北京十年,大展才华。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关系密切。     

利玛窦对儒学的理解及其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以《畸人十篇》为例

作为西方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以欧洲天主教士独有的视角解读了儒学。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哲学流派并非宗教,在道德哲学层面与天主教义没有冲突。他用先儒经典中有关＂天＂的模糊概念＂上帝＂、＂天帝＂来诠释天主教的Dio一词,并将其译为＂天主＂。在利玛窦晚年撰写的道德伦理著作《畸人十篇》中,他引用《四书》、《五经》,成功地证明了天主教的两个重要学说：灵魂不灭说和天堂地狱说。     

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

南昌地区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较早、成效较好的地区之一,这与利玛窦、章潢、熊明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利玛窦在南昌三年,最早将西方文化传入南昌,开阔了南昌人的视野,也使西学开始在南昌等地传播开来。章潢是南昌籍人士中,直接与利玛窦交往,受到利玛窦的影响,接受并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他在《图书编》一书中为利玛窦介绍过来的西方地理学作宣传。而熊明遇则是在外省受到爱好西学的其他传教士和士大夫的影响,而成为西学的启蒙者,并对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产生影响的人。他的代表作《格致草》就是一部介绍西方格致之学的著作。     

浅论《中华帝国全志》对佛教的描述

明末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逐步确立了＂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将佛教作为批判对象。一个半世纪之后,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刊行,本文以该书原典为基本材料,通过实例揭示这部被视作＂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之一的著作对耶稣会＂易佛＂方针的沿承。     

《坤舆万国全图》

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许多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出于传布宗教的目的,以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为手段来吸引中国人,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于是一些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传到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其中在地理学上,影响最大的当属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最先传到中国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见人教版义务教育中学教材《中国历史》170页).     

17世纪《穷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翻译与传播

17世纪南怀仁编纂的《穷理学》向国人系统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并展示了以演绎推理为"贯穿众学之具"的西学知识体系。但因中西知识观的差异、当时政治文化环境趋于保守以及南怀仁交友圈子狭窄等原因而未被接受与传播。该书散佚民间,遭受冷落,致使中国丧失了更新旧的知识论与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改造传统思维方法的机会。因此,揭示其文本内容与特征,并分析其遭受冷遇之原因对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仍有警示意义。     

对"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命题的若干思考

利玛窦具有很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他以他的数学才能和语言天赋,在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中国近、现代数学的萌芽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玛窦在肇庆既传播了欧氏几何,也传播了“非欧几何”.他所传播的“西方现代数学”及其所获得的效应,确立了他以数学来赢取中国民心的学术传教思想,为他后来在中国系统地传播“西方现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合译了许多西方数学名著,不仅引入了新的数学体系,而且引入了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包括几何公理化思想),使中国传统数学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开创了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的纪元,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数学与数学教育的萌芽和发展.     

利玛窦传播西学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心

基于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细致分析,探讨利玛窦在传播西学过程中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这种将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文化适应策略有助于知识接受西学,从而间接地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     

利玛窦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

利玛窦作为首先进入明朝首都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获得在北京的居留权、与明朝政府官员广泛交游、中文著译和西文记述、传播天主教等活动,帮助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并使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Different friendships

中国人珍视友谊．交友就要成为世交。但美国人却不理解中国人的友谊观．那么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友谊呢？     

论《论语》与《友论》的人伦思想－兼说孔子与利玛窦人伦观之异同

关于正确妥善地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外许多思想家都进行过阐说。该文以《论语》和《友论》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论说了孔子与利玛窦通过人生实践而总结出来的交友原则，指出他们的人伦观都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和伟大的道德力量。同时，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和生活空间的不同，两人的人伦观在实践层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晚明宦官专政与耶稣会士的态度

晚明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与中国社会上层的交往中,利玛窦发现,在当时中国,存在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在明末宦官专政的背景之下,利玛窦对宦官干政的现象有着深刻的认识．本文拟从明末宦官专政的背景下出发,分析利玛窦等和当时宦官的交往,探究当时耶稣会士对宦官的具体态度．     

从中国文化视角浅析弥尔顿著作《论出版自由》(英文)

约翰·弥尔顿1644年所著《论出版自由》重申了新闻业的根本原则和精神:捍卫言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由于该书在世界新闻史上地位显赫,在当代国际传播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值得中外学者深入研读探索。该文从跨文化角度分析《论出版自由》,并结合中国文化相关内容论述弥尔顿的观点。在追求民主、自由及文化保护方面,东西方学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