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脚镣的孤独领跑者：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内在逻辑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是出于"以专业促独立"的美好愿望,但在具体实践中不仅未能实践初衷,还表现为一种悖论式存在,即"新闻专业主义"情系大众却蔑视大众,根于生活却背离生活。究其原因为思想上的精英意识导致"去大众化"的表现,新闻内涵的窄化则产生"去日常化"的后果,被本文称之为"戴脚镣的孤独领跑者"。"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我们寻求的终点,而应当视为提供了一种对话性的场域,一种自由精神不断生成的实验与实践,我们需要回归到更日常的生活中去找寻最适合现行制度的一套话语体系。     

新闻专业主义:历史、批判与反思

作为经典自由主义新闻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社群规范与认同凝聚方面居功至伟。但是在对新闻专业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专业对比后发现,围绕新闻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专业"与"职业"之争,二是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本身的争议,三是新情境新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媒体时代和新媒体时代对专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本文在分析新闻专业化问题和英美专业主义理论模型理论缺陷的同时,探讨了全球新闻时代和全民记者时代,专业主义的合法性与实际应用问题。     

论新闻图片的符号修辞与意指实践——试引入一种新闻图片的符号学分析方法

新闻专业主义的备受质疑、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符号学等对新闻领域的延伸,使新闻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承载着深层意蕴的话语文本。在此符号学语境下,对新闻图片进行符号学的意指分析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本文将罗兰.巴尔特的意指实践方式(主要包含直指、涵指、元语言和神话)与符号修辞手法(主要是隐喻和转喻)结合在一起,并以5张第55届"荷赛"获奖作品为例,尝试性地引入了一种有利于快速高效进行新闻图片分析的符号学方法。     

共同体分化——新闻专业主义视角下的“陈永洲事件”

新闻界围绕着2013年10月发生的"陈永洲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又是各自信守理念的表达。而透过这种纷争乃至对立,可以折射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作为一种理论资源是如何被建构和理解的,以共享理念和话语形成的"诠释共同体"又出现了怎样的分化。共同体是否分化,其实质则是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新闻界的两难处境。     

普遍性还是历史性: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研究者和从业者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讨论形成了两种典型的话语框架:"普遍性框架"和"历史性框架"。前者诉诸新闻专业主义的普适价值,将美国19世纪以来的商业新闻视作新闻业的最高形式和普适范式;后者则要求将新闻专业主义置于商业新闻业兴起的社会史语境,通过对经济-历史权力的分析明确这一实践范式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一方面,普遍性话语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代表着民主公共生活的基本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变化着的新闻实践,迫切需要研究者超越价值呼吁,从历史和现实中为新闻业危机寻求解释与进路。本文通过对新闻业早期历史的回溯和对当前数字化转型的分析,阐明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性和内在危机倾向,揭示新闻业危机背后更为深刻的价值危机,并尝试探讨重建新闻业公共价值的可能进路。     

策略与分野:在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新闻奖——基于《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与“中国新闻奖”的研究

新闻奖的设置是新闻话语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中国新闻奖"与《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这两种看似不在同一层面新闻奖的比较研究,考察媒体如何尝试在"中国新闻奖"为代表的价值标准之外另辟别途,寻求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进行价值彰显的策略。本文在国家话语体系以及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之中,为赋予了多重价值取向的媒体寻求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中可行的生存和发展路径。     

对《新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民族志研究

从报社新闻编辑部的中高层编辑如何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入手,通过三种调查手法,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相关材料,考察了《新京报》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揭示了这份都市报在特殊的地理场域中形成的一套独特而完整的专业主义运作方法,力图显示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在某些都市报层面已经走过了中国新闻改革初期的碎片化和局域化呈现时期,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获得更大的社会空间。     

职业理念够了吗: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另面

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不能离开"职业"观和"专业"观,尤其不能离开西方职业化发展的长期历史传统。从新闻专业主义到专业主义,从专业到职业,源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有完整系统的逻辑和历史支撑,西方"职业群体"在社会中担负的角色与中国也有很大不同。作为新闻专业主义之前提的"专业性职业"并非是对中国新闻业发展历程和客观存在的准确描述,忽视这一点则可能加大我们根据西方范式书写自身历史的风险。由此,我们需要把目光从具有局限性的"职业"和"专业"话语中移开,从具有某种封闭特性的"职业理念"中走出来,追寻一种更开放的"新闻理念",注意其与更广泛的人群和宏大时代主题的密切关联,涵纳所有新闻生产参与者们的集体意识和共同实践。     

记者角色研究30年:专业主义话语的呈现与反思

30年来的记者角色研究表明,尽管研究的问题及内容各异,但都存在一种专业主义的研究视角,并发展出了一套在中国语境下特有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这一专业主义话语内含着传统与现代、偏离与回归、西方与中国、消极与积极的对立叙事,对专业主义理念与规范的认同和实践往往被视作记者角色由传统步入现代、由偏离到回归以及精英记者区别于普通记者的标志。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充满争议,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却被理想化并赋予了无限寄托,被期待去抵御市场的诱惑以及公民记者、用户生产内容等新媒介现象的挑战。然而,新的媒介趋势表明,体制内媒体愈发主动寻求体制的庇护,体制外媒体依旧无法获得新闻采编权与记者的合法性身份,专业主义所赖以存在的自主性前提面临困境。超越专业主义的视角,回归本土政治体制环境,并面向记者称谓泛化的事实,成为思考记者角色的现实路径。     

超越悖谬：解读新新闻主义的双重境遇

新新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受困于双重境遇的悖谬,一方面,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革新的新闻写作理念饱受各界争议;另一方面,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新闻制作范式被广泛继承与实践。通过考察新新闻主义的产生缘由、目的和现状,将它放置在一个完整的历史发生链条上,作者重回质疑者对其理论与实践的四项指摘——不及时、不严肃、不客观、不真实,尝试从传统理论自身的模糊与滞后性中发现超越双重境遇的秘匙,开解新新闻主义所面临的现实悖谬:第一,被宰制的时间性规范;第二,被误读的文学化技巧;第三,被阉割的客观性原则;第四,被虚化的新闻真实性。与此同时,作者又立足当下社会语境的后真相转向,从新媒介的近身性与时间优势、传播需求的内在化与网络化、多元叙事结构与媒介可供性、后真相时代的社群真知生产四个方面论述了新新闻主义的特长和客观新闻学的短板,尝试从新媒体实践的狂飙突进中找到新新闻主义在当代广泛续存的理论依据。     

从《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 看西方新闻专业注意的变异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来源于西方新闻界。一直以来,西方新闻界声称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指导实践,但近来发生的英国老牌报纸《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而被迫停刊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提出质疑。本文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窃听丑闻中新闻媒体和从业者的失职行为,进而揭示出经济利益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变质的根源,同时呼吁西方新闻界应该重新审视新闻专业主义。     

草根传播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补充与冲击

新闻传播事业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一直不断发展,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的诞生促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理念,多少年来新闻媒体也始终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而互联网web2.0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公民都是记者"的草根传播成为可能。新兴的草根传播方式成为传播格局的新力量,为专业化进程补充了新的内容,但同时也与专业主义产生了冲突,这些碰撞的火花在引起我们思考的同时,如何完善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使草根媒体能发挥所长、弥补缺陷,与新闻专业主义相辅相成、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后“社会责任论”时代美国新闻伦理的演进

社会责任论实质上是新闻道德理论,针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表现而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进行修订,旨在通过更强的自律意识来提高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社会责任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职业道德"标签",对美国乃至西方新闻界的伦理发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后"社会责任论"时代,美国新闻伦理在冲突与调适中发展,经历了客观性受质疑、调查性报道复兴、虚假新闻被曝光、专业主义式微和公共新闻业崛起等一系列"节点"意义的演变。     

争议性事件中的公众书写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以“邓玉娇事件”为例的考察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争议性事件中膨胀的公众书写和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及其相互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将"邓玉娇事件"作为案例,运用框架建构和话语实践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公众书写在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使用道德评价框架,以提供观点为主,价值框架突出,道德话语实践倾向明显;报纸在事件爆发期和蔓延期,主要采取事实认定框架和事件解决框架,运用推演事实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框架视角,追问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偏向"公众一方",而在事件解决期则偏向"政府一方",和政府有关部门保持一致。公众书写和专业媒体报道呼吁、重申和强调社会价值观,是达至社会共识和重新整合社会的重要过程。公众书写创造的"业余主义书写范式"存在促动和发展"专业主义书写范式"的可能,需要不断推动公众理性参与事件,促使专业媒体平衡报道事件。     

论新闻专业主义引入中国的现实土壤和内在需求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个“舶来品”在当下被引入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的。它符合、顺应了我国新闻业发展的现实和要求。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尝试性的研究与分析,以期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专业化进程和新闻话语建构改革的深入发展,深化媒体职业化运作。     

重新定义“专业新闻”

长久以来“,专业新闻”及“新闻专业性”的概念既不清晰,也不同一,西方传统的“专业主义”更是受到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质疑。如何在中国国情与制度体系下重构新闻专业性,如何在互联网颠覆新闻价值观的背景下重建专业新闻的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尝试以公正传播为思想目标,厘清专业新闻的定义域,从核心目标、指导原则、实践取向和社会意义四个圈层阐释“专业性”。     

媒介化社会新闻专业主义的重塑与坚守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描述了一个媒介技术专制的社会,媒介无处不在,媒介影响力无孔不入,人们在媒介宰制下尽情狂欢。媒介构建了人们周围的世界,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渗透并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学者李希光指出,媒介化现实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新闻暴政。①职业新闻人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制衡新闻暴政的重要力量。在中国,新闻专业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话语被呈现,它借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呈碎片和局域状态,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国传播实践的成熟形态”。②在中国媒介化社会加速成型的时代,根基本就不稳的传统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在中国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纯新闻”的思考

近年来,"纯新闻"已然成为新闻研究的热词。在探讨"纯新闻"及其派生的理论亚代码时,发现"纯新闻"是一种具有独特作用的理论假定,其利于观察新闻的本质正在于它的非纯粹性。人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话语关系,新闻话语成为反映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重要话语形式,因此它并非孤立产生,而是由整个社会赋予;新闻叙述实际上是消息提供者、新闻工作者、读者、新闻传统共同努力的社会活动,它们合力定义了什么是新闻,一起构建了社会图景;新闻话语本质上是社会活动的一种模式,辩证地反映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化。     

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评迈克尔·舒德森《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北大核心CSSCI

结合舒德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本文从写作动因、书写方法、论述主旨与所蕴含的新闻规范性主张四个方面,深入评述了《知情权的兴起》。舒德森通过知情权的兴起及其制度化的历史,论证"监督的公民身份"的合意性;通过结构-功能主义路向考察文化史,他将透明化文化阐述为政治系统自身权力均衡的产物,据此否定当下盛行的参与式民主。舒德森认为,民主的概念应随变动的实践而变。当今的民主实践逐渐走向"监督式民主",要求充当权力审查机制之一的专业主义新闻,而非促进公民对话与政治参与的新闻。本文批判了舒德森的论证方式与新闻规范性主张,认为其"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领域才能有效实施;同时认为,对舒德森的理论话语"祛魅"是有效利用其话语的前提。     

约翰·B·鲍威尔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传播

约翰·B·鲍威尔是第一位接受过新闻专业高等教育的来华办报的外国人。1917年6月9日,鲍威尔协助托马斯·密勒在上海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从而开始了他在中国实践和传播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征途。鲍威尔一共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5年的时间。25年里,他以更为专业化的手法经营和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并将该刊打造成了远东国际舆论的平台,使之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鲍威尔以《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心,凝聚了"密苏里新闻帮"中的中外编辑记者,实践和传播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鲍威尔还积极配合密苏里新闻学院第一任院长威廉士(Walter Williams)筹建"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Institute),在中国高校推广新闻专业教育的"密苏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