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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昕同志领导下工作,前后不到六年,地点有重庆、上海和香港。1939年和1940年这两年,重庆的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生活书店的业务,一度飞跃发展,全国分支机构最多达到55处。后来,局势急转直下,外敌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共气焰日益嚣张,书店业务不断收缩,全国分支机构,被封闭,被撤销,减少到仅存二三处。在这期间,伯昕同志作为韬奋同志最得力的助手,充分发挥了业务领导的才能。那时候,全店的基本业务,包括货源供应(书刊的出版发行)、财务处理、人事安排,概由伯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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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邹韬奋同志创办的《生活》周刊能销行到几十万份,当然是取决于它的坚实的内容;但是刊物的经营有方,推广发行工作得力,伯昕同志这方面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生活》周刊停刊后,生活书店诞生了,这个一无资本,二无后台的书店,只靠了周刊读者服务部的一点底子,白手起家,苦心经营办了起来。由一个小小的摊子,发展到规模宏大的,在全国有深刻影响的进步书店,到抗战以后,竞在全国开设起几十家大小分支店来,成了当时大后方进步的文化出版方面最有影响的一个事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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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徐伯昕同志相交了45年。我们在汉口、上海、香港等地一起工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1938年5月,我考入汉口生活书店。那时我们热情地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在店内组织歌咏队、读书会、办宣传抗战的壁报等等。有一次,我这个在美术学校读过一学期书的“三脚猫”,为壁报画了一幅宣传抗战的报头,引起了伯昕同志的注意,问张又新这是谁画的。张又新告诉了他,他似乎对这报头很赞赏。这算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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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的亲密合作者今年是徐伯昕诞辰一百周年,伯昕同志离开我们二十一年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摧残下,他和韬奋先生并肩战斗,坚持革命出版路线,推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其业绩已成为中国革命出版史上光辉的一页。伯昕同志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为进步出版事业贡献力量外,又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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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几百种生活书店的出版物,都在版权页上著录了“发行人徐伯昕”的名字。今天古稀之年的革命知识分子,曾经多少接触过三十年代革命出版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徐伯昕”其人的。生活书店的自有资金,来自创办《生活》周刊的积累和同人的股金,是极为有限的。每天从全国拥来的成百上千封邮购信,几万个邮购户和刊物订户的存款,就成了生活书店的经济基础。用人民的钱,办好人民的出版事业,是生活书店的业务方针。伯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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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我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总经理黄洛峰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逆流十分猖獗,为保持革命的出版力量,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出版工作”的指示,经和邹韬奋、徐伯昕、徐雪寒等四人共同商定,三家书店决定尽早各派一代表,先到太行办一个华北书店。而后再各派一个代表到延安,再办一个华北书店。先到太行的人员很快定了下来,即生活书店派李济安(李文)、新知书店派陈在德(王华)、读社即派我(原名赵子诚),并各筹措一部分纸型和资金,由李文为负责人,当即于1940年8月上旬,告别了重庆总店,经三个月的辗转跋涉,于194…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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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1日,北京举行了第七届中国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人民出版社编审尤开元同志荣获这一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尤开元1927年11月7日出生于安徽蚌埠。1945年1月,考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知书店,开始从事革命出版工作。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他到武汉联营书店(三联书店)工作,继而到上海新知书店和上海时代出版社工作。因书店出售进步书刊,他被国民党政府两次逮捕,经过党组织营救而出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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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和著作家,也是富有开拓精神的事业家,他是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卓越领导人,是我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主要先驱者之一。我认识胡愈之同志是在我参加生活书店工作之后。1940年春,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经理张又新通知我,按照生活书店合作社章程,我已具备入社的条件,并向我说明生活书店合作社是邹韬奋先生采纳胡愈之的意见建立的。还说到胡愈之在建立生活书店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以及与书店的密切关系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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