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国内研究述评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概念界定、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诠释困境与出路

自诠释学已经完成了由神学诠释学向一般诠释学、由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进而到文本论诠释学的转变,也完成了其隶属于神学和圣经注释的专门学科向普遍学科的转向。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诠释学困境,具体表现在平等解读权利的泛化,时空发展的无限性与著作生成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成新的时代使命指明了新的出路。     

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的未来走势

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新特点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目前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决定了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的融会与贯通、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体现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不断促进国际性交流与实现国际化发展以及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等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的未来走势。     

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的历史定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作为一门在中国科学诠释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它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境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美学领域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问;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审美学语境;党的领导集体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在解读的客观性、价值性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有着深厚的美学追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的重要美学向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困境与出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辉煌的成就。着眼于当今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哲学思潮相互争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内涵丰富的哲学,也面临着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发现问题,并前瞻性地解决问题,进一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通过对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该学科建设的本科教育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重点不突出、研究方向分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脱离实际等问题;在分析以上问题成因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思路,形成科学的学科架构;凝练研究方向,以行动取向为基本研究导向;优化队伍结构,以学生发展为本;促进学科发展统筹整合资源,发挥平台建设内驱力等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并无直接历史渊源,但是,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研究却具有内在的关联,对解释学研究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坚持理解的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坚持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是马克思主义可知论的基本要求,坚持理解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以实际的理解活动来检验和发展解释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具体要求.     

市民社会——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逻辑起点

依据科学的界定标准,我们认定市民社会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史解释学形成的逻辑起点;市民社会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逻辑起点,具有深厚的发生学依据、事实判断依据以及价值判断依据;当前,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在中国解读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这无论是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还是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以及良好的政策建议,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

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问题是我们系统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这一门学问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反思性、实践性、应用性和综合性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性质的根本特征;这样,在学科定位上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科学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及其规律性的反思性、实践性、应用性以及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批判教育学的困境与出路

批判教育学的发展面临着三大困境:为谁批判的立场困境;如何批判的风格困境;批判必要性的价值困境.只要那些处于受苦和异化环境的人存在,教育批判就有它存在的必要,批判教育学就能从困境中寻找到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与路径探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内在关联,但不能相互代替,可从不同视角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结合,更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机制,并且寻求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的张力互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问题

由于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部分结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根据实际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仅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而且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获得科学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结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体系直接“移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改造”、“变形”后的理论形态,也并非在中国从事纯粹学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复合型经验”的分学科（哲学层面）总结。毛泽东哲学就其生成机制、基本特点,抑或主要内容而言,都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无特定哲学体系、围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烈现实针对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特征,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侧重于脱离实际的纯粹学理性推究,无关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无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论证;因此,不能混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德国古典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化时期。从康德到黑格尔,西方理性哲学发展到了顶峰,德国古典哲学的生存陷入困境。从《费尔巴哈论》一文来看,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其消亡。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之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与新生。     

百年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三途并行向一途独进，三足鼎立向一家称雄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同时有其失误：一是经典文本与阐释文本的混杂性，二是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三是注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当代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经典著作评注期，二是理论体系探讨期，三是当代形态建构期，而每个时期的研究都各有侧重点与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百年的传播与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二是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转型，三是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创新精神，二是二元对立思维，三是研究方法和思想资源单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体系之困

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理论界一直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却收效不大。原因首先在于马恩等代表人物没有建立文艺学学科体系,其次该学科本身缺乏严谨的学理基础,第三是学科建设没有形成通约性的学术观点。所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当下的首要问题是,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典文本为立足点,以古今中外,尤其是当下中国的文艺实践为出发点,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的诸多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后 ,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历史作用 ,如何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本身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一理论思考加深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 ,坚定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心 ,也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论史蒂文·卢克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诠释及其困境

在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界针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论战中，史蒂文·卢克斯独辟蹊径，提出应该区分法权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并且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是法权的道德，赞成的是解放的道德，两者并不矛盾；卢克斯还进一步提出，如果在实践中拒斥法权的道德，就会使解放的道德缺乏现实可行性而成为空想。卢克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二维阐释很有启发意义，促使学界要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开展多维度研究，但他没有准确把握法权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的内涵及其逻辑关联，人为地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也使得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理论困境中，而这一问题只有在唯物史观视角下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内涵和实质才能加以破解。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问题--中西哲学发展的比较研究

我们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阶段,能够看到比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更多的东西,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发展规律性,获得这样的认识对我们很有益处,它使我们的哲学研究更加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