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京本通俗小说》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老问题。苏兴同志在《再谈〈京本通俗小说〉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四期,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再另注)一文中,虽承认《京本通俗小说》的五篇话本小说,的确是宋人作     

《京本通俗小说》探考

《京本通俗小说》,是现存较早的宋话本小说汇集,原本几卷,由何人、何时、何地编辑汇刊,都无从查考。据缪荃孙先生在《跋》文中称:一九一五年,他“避难沪上,索居无俚”,于“亲串妆奁中”发现了这个“破烂磨灭”的残本,除“《定州三怪》一回,     

《京本通俗小说》再探考

我在《〈京本通俗小说〉探考》(《山西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一文中,已经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一九一五年缪刻《京本通俗小说》所汇集的七个短篇话本,都是南宋时期创作的,是现存宋人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品。现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从艺术风格上再探考一下,说明这七个短篇话本,也的确是宋代话本小说的作风和气魄,体现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美学观点,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革新意义。     

也谈《孔乙己》的主题——兼与张维良同志商榷

关于《孔乙已》的主题,多年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孔乙己》的主题是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另一种意见认为,《孔乙己》揭露和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最近,有的同志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失之偏颇。因而把二者作一折衷,指出《孔乙已》把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封建制度熔为一炉。     

也谈《天子游猎赋》——兼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刊登的龚克昌同志的《(天子游猎赋)辩》＊一文,通过四个方面的辩述,最后得出结论说,司马相如所作的“《天子游猎赋》并非萧统所说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它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以外的另一篇”,而这“另一篇”,按龚文的观点,就是目前所见到的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被萧统在《文选》中误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的那篇作品,从而认定《子虚赋》和《上林赋》当另有其文。至于这两篇赋究竟存于何处?作者说不清,只好估计存于《汉书·艺文志》所录相如二十九篇赋中。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与龚克昌同志商榷。为行文方便起见,兹依龚文提出的四条理由分述如下: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例谈短篇白话小说与诗词之关系

中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于魏晋南北朝兴起,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1],到宋代,白话短篇小说兴起,《京本通俗小说》就是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小说中运用诗歌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短篇白话小说在此运用诗歌是延续传统的表现,其改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宋词的加入,这是词的特性与词在宋代繁荣的结果;二是诗词的世俗化,明了化,这是受世俗的影响,为了百姓更加的喜闻乐见。可以说,宋代白话小说与诗词既相结合又相妥协。如果说唐传奇中小说与诗歌是相映生辉,那么在宋代短篇小说中诗词与小说就是相映成趣。而这趣又多指世俗之趣,与当时的风情习气息息相关。     

也谈《潘杨讼》的历史真实问题——与颜慧云同志商榷

《潘杨讼》(又名《审潘洪》、《清官册》、《霞谷县》、《升官图》),是一出影响很大的戏,京剧、豫剧、川剧、湘剧、汉剧、秦腔、晋剧、河北梆子、愗剧均有此剧目。颜慧云同志在《<潘杨讼>考论》(载《河南师大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五期,以下简称《考论》)一文中,引证了不少史料,采用以史证剧的方法,对此剧加以考证、论述,读后受益非浅。正如颜慧云同志所指出,剧中潘洪与宋太宗的裙带关系是虚构的,寇准审潘一事也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同关键人物赵德芳有关的情节也全属杜撰。但是,《考论》对此剧下的基本结论却是:“《潘杨讼》通过舞台艺术形式,再现历史真实,褒忠贬奸,不仅使人扬     

也谈《庄暴见孟子》的论辩术——与关坤英同志商榷

<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85年第2期发表了关坤英的《〈庄暴见孟子〉的论辩术》一文。该文对《庄暴见孟子》的论辩术评价很高，说“它以严密的说理，巧妙的论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说理论辩的范例。这篇文章说理的明晰性、透彻性，说理的逻辑性、通俗性、趣味性，不仅为历代学者所称道，而且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光彩。”     

也谈《祝福》中一个难句的分析——与黄岳洲同志商榷

近因教学需要,翻查《语文教学与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拜读了黄岳洲同志的《〈祝福〉难句试析》一文,得到一些启发。但对其中的第四句分析,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与黄岳洲同志商榷。黄岳洲同志首先把这个句子标为七个分句,同时用竖线分别标明了这些分句之间的层次关系,姑且抄录如下:     

也谈《江雪》

读了高树榕同志的《也说柳宗元的〈江雪〉》,有点不同想法提出来谈谈。高同志的文章,分析柳宗元的处境和心情,谈得是好的。只是结论可商。他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正是对渔翁不向恶劣的环境屈服,坚持与寒天斗争的歌颂。”“《江雪》中的渔翁不是要摆脱世俗,超然物外”,而是要跟当时的冷酷社会,跟造成寒冷的老天爷去斗争!”“也是柳宗元向当时的压迫者提出的挑战!”在《江雪》里看不出这种斗争精神。高同志引《答周君巢饵(艹乐)久寿书》:“虽万受摈     

也谈《通变》

“通变”的文学发展观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重点论述的问题之一,因而在《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中《通变》篇也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所论述的问题范围有多大?如何解释“通”与“变”的具体涵义?它的主旨是什么?在这些与理解《通变》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笔者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有不同看法。略抒浅见,以就正於方家。     

也谈《活着》

<正>毫无疑问,《活着》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整部小说情节曲折,格调深沉。死亡是全文的线索,"只要不死,就得活着",这八个字里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无常。你读它,就像在读每个人的人生,全人类的痛苦都在里面。这部小说出于对生命原始意识的发问,用一次次死亡侧面地回答,神性与理性被反复质疑,直至被彻底抛弃。最后让你毁灭,让你回到个体本位。其实就是这样,死亡是活着的对立面,你永远不可能稍微的活着,活着稍微的死去。福贵出生富贵之家,好赌,赌掉了家     

也谈《孔雀东南飞》

贵刊2005年第8期《〈孔雀东南飞〉真的要批判封建礼教吗》一，观点新颖。作曾光老师认为，由于焦母不“从子”、刘兄不算“孝”，两人都不遵循封建道德准则，才造成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因此，“诗人要表达的应该是对封建礼教的肯定”，得出了与传统的“批判封建礼教”说完全相反的观点。     

也谈《论语》

两千多年以来,一个孔子,一部《论语》,一脉相承,是很独特的现象。《论语》包含了待人、处事、接物的各种原则和方法,给了我们一个范本和参照系,应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学习《论语》。也就是说,读《论语》要抓其"眼",即抓住事眼、字眼、要眼、网眼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将从《论语》中学到的道理灵活运用以解决时下的问题,并结合自己内在的价值观去理解孔子的真意。     

也谈《三字经》

《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这个暮色迫人的老年人,仿佛写劝世文似的,如三十年代所说的老话,劝年青人千万勿读古书,尤其是勿读四书五经。我的话,跟许地山、鲁迅他们那样坚决：我认为在那儿提倡读古书的人,大半不够格,不配。     

也谈《红与黑》

法国资产阶级作家斯丹达尔(1783—1842)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多年来,围绕这部作品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者对这部作品作了严重的歪曲,有意抽掉它所反映的政治内容,抹煞资产阶级革命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攻击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拿破仑,     

也谈《祝福》

鲁迅曾经悲愤地说:“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祥林嫂就是一个“并羊而不如”的农村劳动妇女,她一生受尽摧残和压迫,从来没有争取到一个“人”的地位。在封建宗法思想、制度的重压之下,她象大石底下的小草,默默地枯黄、萎死,最后象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人间。     

杨金土同志谈《决定》

1991年12月31日,国家教委职教司司长杨金土应邀出席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京召开的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杨金土司长介绍了1991年职教司的工作及当前职教事业发展的状况,谈了学习《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的体会和1992年职教司的工作要点。     

如钢经百炼 如木长千寻——敬读《朱德同志诗选》

朱德同志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无限怀念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朱总司令。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读完《朱德同志诗选》时,不禁想起了马克思曾经引用的一句话:“风格就是人”。一种雄健、浑厚而又质朴、平易的作风跃然纸上。真是首首瑰宝,字字珠玑;几乎我国革命的每一进程都在这些艺术珍品中得到反映。     

也谈《故乡》的艺术构思(摘录)——与烛烺同志商榷

烛烺同志认为“鲁迅以故人的‘巨变’,间接写出故乡如故。《故乡》中写故人,还是意在写故乡,以闰土的生活遭遇,显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儿有一个问題,即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是以表现社会环境为主塑造人物为辅呢,还是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主呢?我们认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如果只描写了社会环境而不以塑造人物为主,或者把人物当作环境的附属品,社会环境描写得无论怎样生动深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