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语“脱光”新解看媒体语言的新现象

不知不觉间．又一旧词新解“脱光”频频出现在各种报刊、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之上。“脱光”一词不仅指我们以往的常用意义“脱去外衣”,当下最新解释为“脱离光棍,告别单身”。例如：     

“村官”不该受到媒体青睐

3月24日,在刊登中央组织部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消息时,不少媒体都用了村官一词。但我找遍了新华社的通稿原文,里面一个村官的字眼都没有。看来,这是媒体发挥、创造。首先,村官一词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怪胎,其次,村官一词在农村并不被认可,而且农民十分反感。我在调研中了解到,不但村里的干部群众不使用这个词来称呼大学毕业生,就连担任助理职务的大学生自己也从来不以村官自居。这叫什么官儿啊!是普遍认识。     

媒体编辑不该提倡“一稿多投”

有家工人类报纸的一位言论编辑,每次在给来稿作者的回邮中都如是道:××报言论编辑××回复谢谢赐稿!提倡‘一稿多投’,免得‘专投’耽误文章发表。一稿多投现象,本是令媒体编辑最感头痛的一件事。     

论媒体语言的“雅”与“俗”

如今,媒体语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违背语言文明规范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很多地方媒体语言开始出现低俗化倾向.本文试图从审视当今媒体语言的现状、分析其原因人手,阐述媒体语言的“雅”与“俗”关系,并对一些问题进行论述.     

媒体：你该有什么样的“性别观”？

消费时代的到来,使经济利益成为很多人的主导价值。男女平权方面,在单纯的工农社会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别观,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瓦解。作为消费时代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之一,媒体做了什么?对特定人群、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什么作用?对此,媒体人应该有理性的自我认识和批判。     

“目光”与“声音”：双向驯化的媒体语言

媒体语言承载着传递信息、宣传教化、舆论引导等功能,经由不同媒介元素的触发、互动与融入,虚拟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内部交流方式渗透进线下生活,网络语言逐渐呈现倒灌现实生活的流变,媒体语言的“目光”与“声音”属性得到一体释放,双向驯化的不仅是当中的传统媒体语言与网络语言,也包括受众与信息编码者。本文以此出发,聚焦媒体语言的自我演变,试图从传统媒体语言和网络语言的双重路径,探析言语事件固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媒体语言的叙事运动,探索其显性话语和隐性进程的构成机制,为思考媒体语言的建构路径提供新思路。     

从“功能”、“归属”的取向认识媒体社会公器论

不同研究者对媒体社会公器论的认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从媒体归属上认为媒体不是社会公器,另一类从媒体功能上认为媒体是社会公器。这两类观点分属不同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视角,不具有比较性。西方媒体社会公器论的知识基础是媒体的公共服务功能。本文认为媒体归属的不同并不影响媒体功能的实现,不同属性的媒体均可能发挥服务公众的作用,从而扮演社会公器的角色。     

媒体离“被善待”有多远

年初,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     

浅谈媒体“越界”现象

近年来,随着传媒业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传媒业对自身社会责任和使命的强调,媒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变化得到了公众的欢迎,尤其是舆论监督,由于其对丑恶现象、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等等的报道,满足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促进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因而更是受到普遍的关注。     

“有限度社交”的背后:国外主流媒体的社交策略

透过喧嚣的表象不难发现,国外主流媒体的社交步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坚定和投入.在保持社交"热度"的同时,他们也通过种种举措,为自己设定"保护线",有选择、有限度、有保留地进入社交媒体."有限度社交",正是当前国外许多传统媒体应对社交媒体挑战的现实策略.     

媒体发声不应被网络“绑架”

核心阅读：新闻舆论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的角色,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都需大众媒体给予及时、正确的反映和引导,因而人们不允许媒体在重事件前失声,事实上,在新兴媒体的有力推动下,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介,都在尽力发声、及早发声。     

“社会性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体应对策略辨析

重大突发事件可分为“灾害性重大突发事件”（无人为因素）和“社会性重大突发事件”（有人为因素）两大类。“灾害性重大突发事件”是指来自自然界的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即由非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沙尘暴、火山爆发等;“社会性重大突发事件”则多与各种社会矛盾或人为因素导致的重大事件相关,     

“媒体社会责任理论”视角下的公益广告

公益广告作为＂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物,在整合社会力量、倡导主流价值观和提升大众公共意识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公益广告事业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并引起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央视发布的几则公益广告为例,对改进我国公益广告运作模式及增强媒体社会责任方面进行了探索。     

媒体导向“三喻”

为确保舆论导向不出问题,担当起广播电视主流媒体的社会职责,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在改革改制的实践活动中,探索出责任媒体在把握正确导向方面的三点经验和体会。     

媒体讲诚信,应该有“四心”

诚信对于媒体至关重要,它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如果媒体说的话言不由衷,或者话语与人们生活常识相悖,就没有诚信可言。     

“善待媒体”与“善做媒体”

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最近连续强调,“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三善”是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领导干部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的诠释,把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更加具体化。同时,这也是对媒体社会作用的肯定,对媒体的信任。对媒体工作者创造性劳动价值的尊重,对全体媒体工作者的一种鞭策和激励。     

媒体“杀伤力悖论”浅谈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传媒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强调,媒体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尤其是舆论监督,因其贴近社会的报道内容和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批评效果,促进了社会公正,更是受到普通百姓的热切关注。但与此同时,有一个现象却颇为令人费解：一方面,对于行政、司法腐败,社会丑恶现象,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媒体的揭露可谓不遗余力,而且屡收奇效;     

从“低头族”看移动媒体的“使用与满足”

本研究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切入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低头族＂通过对移动媒体的使用是否获得需求的满足情况,着重考察移动媒体社交应用类软件的使用对现实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通过智能手机获取有效信息的情况。研究发现,移动媒体所带来的新型社交方式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的维系并非是消极的,甚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使用移动媒体有填补碎片化时间的潜力。     

美国社会转型期中“媒体干预”的历史解读与启示——反思我国媒体监督模式的转型

＂媒体干预＂,其实质为主观驱动式媒体监督。美国两次社会转型期中的＂揭丑运动＂是媒体干预的典范：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的揭丑性报道和杂志掀起的＂黑幕揭发运动＂,护佑美国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水门事件＂为代表的调查性新闻事业,为内外交困的美国社会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处于转型期中的美国媒体干预历史启示我们：我国媒体监督模式亟待转型,即由客观培育式向主观驱动式———＂媒体干预＂转型,以更主动的姿态捍卫媒体监督权,特别是对行政权力和垄断化的商业权力滥用的监督,这将关系到公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个社会转型期的平稳过渡。     

“后疫情”时代的媒体责任反思

本文反思了公共重大突发事件媒体责任的缺失,对“后疫情”时代媒体重拾责任和伦理建构提出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