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综合能力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2)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风险,抑制委托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创新;(3)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实质性创新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策略性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和社会责任非敏感行业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对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以公司治理为起点,以创业板科技类上市公司2011—2015年数据为样本,构建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的交互项,研究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具有负调节作用,"一股独大"阻碍企业创新研发成果转化;(2)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3)股权制衡对研发投入与成长性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美国绿色壁垒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越来越频繁地遭受了绿色壁垒,而美国是绿色壁垒的主要发起国之一。通过对2009—2019年美国绿色壁垒数据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数据进行匹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美国绿色壁垒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绿色壁垒显著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且规模效应、利润以及信号机制是美国绿色壁垒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小规模企业和外资企业,遭受绿色壁垒的大规模企业及国有和民营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下降更多。本文对推动完善国内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提高企业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一定启示。     

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组织冗余与自主创新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组织冗余如何影响创新一直是现代组织研究领域中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结合我国主要存在的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两种制度,在对组织冗余的水平、性质与自主创新投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深市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组织冗余水平与自主创新投入的关系呈倒置U型,但不同性质的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国有控股样本表现出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非国有控股样本与整体样本观测结果相似,表现出明显的倒置U型;相对于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冗余资源对私有产权控股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正向影响更强。     

国有股权让中国企业在创新中“分心”了吗？——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还未就国有股权对企业“研发视野”的影响开展研究。本文以2010 —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国有股权对研发投入和研发视野（广度和深度）的直接作用，以及研发投入在国有股权与研发视野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对研发投入、研发广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对研发广度和研发深度存在显著正向作用；研发投入在国有股权与研发广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最后，从“现阶段权衡国有股权在创新中的利弊”和“长远重塑国有股权在创新中的角色”两方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建议。     

企业创新激励：来自同群效应的解释

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研发投入角度实证检验了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我国上市公司创新决策受到同群企业决策的显著影响,且同群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其二,创新行为的同群效应在不同市场结构和相对市场地位下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处在竞争型市场结构以及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其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创新行为的外在驱动力,并为激发企业创新提供有益思路。     

影响中国制造型企业研发投入的治理结构因素

采用中国A股制造型上市公司2006—2011年的数据,重点研究了在金融危机前后影响中国制造型企业研发投入的治理结构因素。结果表明:在危机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的制衡程度(Z指数)与研发投入关系不显著,但是在危机后,大股东持股比与研发投入呈"U"型非线性关系,Z指数与研发投入负相关;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之前是负的,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正向激励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危机前后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果反映了中国制造型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以及近年来"国进民退"政策环境的深远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ESG表现与市场价值——企业数字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研发活动是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随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责任和数字经济的重视度提升，ESG和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企业研发投入、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机理，以及数字化水平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有助于提升其市场价值；而ESG表现在企业研发投入对其市场价值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在研发投入对ESG表现的提升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此外，通过Sobel检验、替换变量法以及时间滞后法等方式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验证。根据结果，企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ESG表现，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股权制衡还是股权集中?——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包括股权制衡和股权集中两方面,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股独大"的股权集中现象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更加明显。采用混合截面层次回归法,研究了2007—2010年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R&D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股权制衡显著正向调节R&D与公司绩效的关系;(3)股权集中显著负向调节R&D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石油石化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影响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112家石油石化上市公司2012-2016年数据为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资金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其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三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二期达到最大值;研发人员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等亦对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强化研发管理、增加长期持续性研发投入和完善创新人才体系等建议。     

研发补贴、非研发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

政府补贴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为了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本文运用我国2007-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基于信号理论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对称影响,并探讨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政府的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倒U型影响,政府非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影响;(2)企业金融化会使得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影响效应更凸,并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3)国有企业属性会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且国有企业的金融化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弱于非国有企业;(4)不同地区和上市板块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的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的非对称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企业研发机构规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企业研发机构是全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坚力量,但现有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上,较少关注企业研发机构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此,选取2013—2020年我国29个省份的高技术企业的相关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其研发机构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静态线性关系、静态非线性关系和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并选用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企业创新、研发机构规模、研发经费投入、研发劳动力投入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机构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不存在显著静态线性关系;随着企业研发机构规模扩大,其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弹性逐渐降低;随着企业创新成果水平的提高,企业研发机构规模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弹性增大;企业研发机构规模扩大实际会在滞后1期时对企业创新产生最大的正向作用,且持续性不强,而企业创新对企业研发机构规模存在负向影响,说明当企业达成现阶段的创新目标后,大多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创新,甚至适当削减其研发机构规模。     

科创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双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2017-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研发强度与企业成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研发强度与当期企业成长呈"倒V形"的非线性关系,最优研发强度应不超过4.42％;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且只有当研发强度超过6.83％时才能促进下一期企业成长,二者呈"U形"的非线性关系;最优研发强度对当期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比对下一期更大.成果可辅助科创企业理性权衡短期风险与长期收益,实现最优研发强度.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员工与组织关系对科研创新绩效的作用研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是员工发展的平台,员工是企业创新的关键,二者共生共荣不可分。以社会交换理论为研究基础,探讨员工-组织交换、员工心理授权、研发管理、企业发展战略、组织认同感对科研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运用SPSS和AMOS对583份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表明：员工-组织交换、心理授权、企业发展战略对科研创新绩效起到正向的影响作用。研发管理与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心里授权感呈现负相关关系,甚而会负向影响创新绩效。组织认同感不但正向影响科研创新绩效,而且在员工-组织交换、心理授权、企业发展战略、研发管理与科研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到中介和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有助于指导管理者采取合理措施,有效实施员工组织关系,并积极引导其根据研发活动的复杂性和专业特点探索、实施合乎自身实际的研发管理策略,以提升研发效能。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nd R&D intensity dynamics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of Spanish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we study the dynamic,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tensity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in an organic growth setting. Our empirical approach accounts for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endogeneity. Although we find a positive linear effect of R&D intensity on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the effect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on R&D intensity assumes the form of an inverted U. Thus, the effect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on R&D intensity is positive, but marginally decreases for moderate levels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Such an effect can become negative, however, for high levels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dditionally, as a consequence of dynamics, the effects after one year are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the overall effects that occur over several years.     

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是一国扶持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企业的R&D投入杠杆效应而非形成补贴依赖,但补贴绩效如何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手工方式从涉农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整理出的2012-2014年三年样本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涉农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显著,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农企业的绩效增长短期对主营业务R&D投入会发生杠杆效应,但长期来看效应微弱,R&D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补贴依赖倾向。此外,涉农上市企业内部治理与经营水平也是影响政府补贴对R&D创新投入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资助对象、方式和监管补贴用途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对研发资金管控的影响

董事会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引领者,亦是研发资金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领导者。本文运用2011-2018年内部控制、研发活动及财务数据,检验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与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和管控效果的关联性。研究发现：(1)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愈自信,包括管控方式自信、投入力度自信。(2)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的正向变动,同样正向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的自信程度。(3)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更快,研发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增长更快。本研究建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管机构,积极引导所有董事会成员开展“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专业化培育,以期更好的在企业研发资金管控中履职尽责。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研究

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利用沪深A股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2011~2015年面板数据，探讨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的研发投入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但提升效果在各生命周期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处在成长期和动荡期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别存在三重和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一是对企业研发投入管理有较好的启示作用，二有利于推动企业通过研发战略来顺利突破周期极限。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政府补助与企业价值

理论研究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价值相关性,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以2010—2014年27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会显著降低企业当期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提高企业滞后两期的财务绩效以及滞后三期的企业市场价值;滞后一期的政府补助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创造具有增量解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