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治国方略的历史转变

实现治国方略的历史转变，必须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从法制建设出发，充分认清在当前的历史转变中应着重做好的几项工作。在此基础上，全面理解实施依法治国的伟大意义。     

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治国方略上开始了从人治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由人治转变为法治,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基本精髓,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奋斗目标。要扩大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实现法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要建立完备的权力制约机制,这是实现法治的关键;要培育社会成员的法治精神,这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     

西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原因分析

先秦时期思想自由、开放,人们可以各抒己见,没有所谓的权威、标准,各种思想学说纷杂并存。而古代的思想家又普遍认为思想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希望统一思想。一直到西汉汉武帝之前,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循的统一的主流思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从先秦百家之一的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被广泛接受,主要有几个原因:儒学的文化渊源最深远、社会影响最深广;儒学能为西汉的王权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儒家有助于维护君主权威和社会秩序;儒学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当时的现实问题。     

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

西汉前期诸子之学复兴,儒家学派能够脱颖而出,一跃登上独尊的地位。儒学能够迅速攀升,主要在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人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最终实现了推陈出新和超越突破,逐渐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     

试论西汉初期儒学内容的变化

西汉初期儒学的复兴，既与当时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又是儒学自身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经过陆贾、贾谊及董仲舒等儒生的改造工作，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吸收了大量阴阳家和法家思想，与先秦儒学比较发生了巨大变化。     

先秦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思想

先秦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思想根源不同,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和历史观的差异,是其"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治国方略之争的理论前提.剖析儒法两家不同的治国方略和法律思想,对于我们贯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黄宗羲的民本政治思想及治国方略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主义特质,其进步性是无可置疑的。他的政治思想中所渗透的治国方略,如主张限制君权、实行地方分治、“工商皆本”、“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学校议政、重相重儒,取士制度应宽取严用等,也都是颇有价值的思想主张。     

西汉前期重农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

一般认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但重农思想却是在西汉方逐渐成熟。关于汉代农业政策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影响汉代农业政策的思想背景,则尚乏系统的讨论。西汉前期的重农思想由若干层面所构成,这些思想观念主要来自战国时期的齐地之学,而决定取舍的主要现实原因是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新政权对发展农业的需要以及新政权主要统治人物的学术意趣。     

论西汉前期统治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在汉朝最初的百年之间,统治者所采纳的统治思想大体上是从黄老思想转向阳儒阴法。这种变化既与黄老、儒家和法家三家思想各自的特点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统治者个人的特点等因素有关。     

论建安士风之嬗变

在汉魏转捩之际相关社会诸因素发生剧变的情形下,建安士风相应地实现着自身的嬗变,具体表现出三大趋向:一、建安士人继承弘扬了汉末的党人精神,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基础上,追求自主自强、变革社会、重建天下以立不朽之功,形成了昂扬进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主流风尚;二、纵情任性之风在建安时代继续蔓延,给士人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以明显的影响;三、生逢乱世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建安士人希企隐逸的箕山之志。后二者在魏晋士风中进一步膨胀,但此时还只是支流、潜流。建安士风嬗变的三大趋向,是促使建安时期诗歌风格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略论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学

西汉初期,叔孙通虽以儒学为高祖制礼仪,但也不过是点缀升平,并未被真正重视;陆贾著《新书》宣传文武之道,高祖忙于削平异姓侯王,儒学分封诸侯的思想,自然不适用。文帝喜"刑名,"景帝不任儒者。可见,儒学在西汉初期处于不得重视、暗中发展的情形。可是,黄老之学由于主张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以及其"形名相实"的理论,最能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黄老之学成为汉初70余年间的基本统治思想。这种局面的打破是武帝即位以后的事,从此儒学便被奉为官方哲学,走上了神坛。     

汉代社会教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繁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民族个性特点形成初步定型时期。这与汉代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教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大学——太学,完成了从乡村到京都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的学校教育体系。同时加强官吏的职官教育、军队教育、边疆地区教育以及全社会教化,完成了全社会全民族的思想统一,形成了统一稳定的民族心理,促进了社会稳定,推动了民族化进程。     

简论语言文明建设中的修辞方略

在语言文明建设中,规范修辞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要充分发挥这个作用,就应该采用以下方略:即强化“辞不可不修”的意识,坚持“修辞立其诚”的原则,掌握“言曲而中”的量度,追求“文质彬彬”的境界,进行“语言学家下水”的训练。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精神文明建设才不会流于形式和空泛。     

两汉将军称号的演变

将军在春秋时就已出现,西汉时将将军制度固定下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所革新。在王莽新朝和东汉时期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受到了谶纬思想的影响,也带有某些朴素的心理战的思想。两汉时期将军称号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了军事思想的进步,对后世的将军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     

简论儒家思想在汉初的发展

儒家思想从汉初到武帝前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时期。虽然焚书坑儒给儒学造成了极大打击，但秦统治者并未完全放弃儒家思想，而且汉初的黄老思想中也渗透有很多儒家的观点。此外，儒学在民间的传承也从未中断。在这一时期，一些儒家学者积极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使儒学适应了汉代现实政治的需要，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一切与儒家思想在汉初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西汉前期的“傅年”探讨——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六

关于秦时服役者傅籍的标准,有以年龄为标准和以身高为标准的歧见,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可以确证傅籍者以年龄为标准;至于西汉前期,一般庶民的傅年标准是多少岁,《傅律》并无明确记载,我以为仍以十五岁为傅年标准,并在《二年律令》中找到了证据。     

国民政府时期影响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四大变革

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在战火中迁徙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教育效果,而影响这一独特治理结构的是三民主义教育思想、大学区制改革、全国统一招生和导师制四大教育改革。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