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论证”与“方便教化”——牟子和契嵩对于儒学的不同抉择

牟子与契嵩作为不同时代的佛教思想代表人物,他们面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挑战而不得不对儒佛关系做出抉择,而二者在抉择儒佛关系方面却呈现出不同的方法和特点.牟子在佛教初传时期面对儒家的诘难采用的是妥协论证的方法,即承认儒家思想的正确性,再从儒学中找出与佛教类似的思想和观念来证成佛教;契嵩于佛教鼎盛之际,以方便教化的思路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即视儒学为佛教的“方便法门”,主动将儒学纳入其佛学体系而实现儒学与佛学的无缝对接.从牟子和契嵩有关儒佛“孝道”的论述中可以具体表现出这两种抉择思路的不同,但它们都属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儒佛圆融”的重要策略.     

隋唐时期佛教禅宗对儒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佛教在隋唐时期迅速勃兴，作为这个时期社会历史和化发展的结果，佛教广泛地影响着隋唐及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艺术、哲学甚至于生活观念等诸多方面，这是对中国儒学思想影响的社会基础。借鉴本土的儒学“心性论”，佛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丰富了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其中禅宗的思想对中国儒学的影响最为深刻。     

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的佛教与传播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流行.前燕幕容皝统治时期,佛教便已传入辽西地区.后燕时,佛教僧侣与上层统治者关系日益密切,并开始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辽西地区现存的北魏时期的石窟、佛塔就凸显出这一时代背景.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北魏时期的佛塔进行了翻修,出土的墓志中保留了当时辽西地区佛教居士的礼佛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辽西佛教对东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句丽与渤海国的佛教都间接或直接受其影响.文章主要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来探讨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教学设计与思考

<正>一、教学设计思路“三国至隋唐的文化”是《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的第四课,也是本单元的最后一节课。《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对本课的要求是“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教科书内容分为“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文学艺术”“科技”和“中外文化交流”四个子目,基本涉及三国至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各方面成就。从大的时间段来说,这节课主要分成两大阶段,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是隋唐时期。     

从佛道的影响看理学教化新模式的形成

受佛道的刺激,隋唐时期儒学开始衰落,有担当感的儒者以振兴儒学并恢复其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使命,因而对儒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其主旨则是对社会教化的加强。此一时期的理学教化思想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相关内容以改造自身,形成新的教化模式。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云气纹

魏晋后玄学兴起,佛教东渐,打破了独尊儒学的局面,因此思想比较自由.文章探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云气纹发展线路.     

佛教中国化的再探讨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初传时依附于道术、玄学、儒学之上,南北朝时转而发展玄学,隋唐时佛教宗派形式。各宗派在修持方式、义理建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心性论作为宗派重心及以儒论佛,融摄儒家伦理道德,发展了中古心性论及融合儒学伦理而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佛性说及顿悟成佛说,则是对中古心性论的重要发展,其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契合了儒家人生理想而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黔中文化

黔中本土文化历史悠久,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黔中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黔中地区已普遍进入农耕社会,酿酒、蜡染等手工业技艺精湛;佛教在黔中广为传布,儒学更为兴盛,迁谪文学别具一格;行政制度和礼法习俗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中国化的再探讨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初传时依附于道术、玄学、儒学之上，南北朝时转而发展玄学，隋唐时佛教宗派形式。各宗派在修持方式、义理建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心性论作为宗派重心及以儒论佛，融摄儒空伦理道德，发展了中古心性论及融合儒学伦理学伦理而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佛性说及顿悟成佛说，则是对中古心性论的重要发展，其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契合了儒家人生理想而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说佛教对隋唐美术发展的影响

隋唐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教的盛行,对这个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特别是壁画等美术形式的发展,使得隋唐美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儒学发展史中的佛学化倾向

在儒学与佛教的关系史中，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唐代以来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而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自佛教传入伊始，相对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在儒学发展史上也有一个由汉末魏晋发端，经由南北朝、隋、唐至宋代佛学化的过程。儒学发展佛学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王通“道在五常”的思想简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习惯于以佛教标示隋唐思想，而以为其间儒学沉寂，尤以隋代为甚。其实，隋代儒学仍然在国家统一之后，重新收拾整顿，王通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他提出道在五常，倡扬儒学的道统，主张三教可一，上接原典儒学，下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隋唐五代山水画的发展与佛教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阼为中国山水画的初创期,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隋立国只有三十七年时间(公元581—618年),它是魏晋南北朝与唐代的过渡期。隋唐在政冶上充一了四分五裂的国家,在艺术上却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由生动的学术思想。山水画的发展也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酝酿,在隋唐五代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这个发展过程,是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同步的,“禅宗昌明,山水方兹”。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

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初传中国,佛教高僧多精通方术,以方术幻化吸引中国民众。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高僧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学习的重要内容;北方佛教沙门前期多重内典而不重儒学,后期则出现精通儒家经典的佛教高僧。到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界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典型僧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学风好尚和知识结构三个阶段的变迁,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渐进过程。     

求同存异——儒学与佛学"孝亲观"之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作为主流的儒学与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佛教的交涉。这种交涉是既反对、抵抗,又同情、接受,以至交渗互涵、趋于统一的过程。而“孝亲观”便是这一过程的矛盾集中点。以佛教传入中国的进程为背景,以儒家文化为参照,探讨佛教与儒家“孝亲观”问题,分别通过对二者“孝亲观”的纵向和横向的交叉分析,力图解读二者在“孝亲观”问题上求同存异之发展状况。     

中国佛教装饰艺术的演变

中国佛教装饰是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演变的,经历了从有到无,从外来文化到本土文化.有四个时期,分别是中国佛教装饰的初期--秦朝时期;中国佛教装饰的发展期--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装饰的高峰期--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装饰的衰弱期--宋元以后.     

隋唐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与佛教传播

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鼎盛期.这种鼎盛局面的出现,是与这期间大部分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或崇奉分不开的.以对待佛教的态度为标准,隋唐两个王朝的皇帝可以分为崇佛型皇帝、重佛型皇帝、轻佛型皇帝、反佛型皇帝四种类型.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对佛教传播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从先秦儒学与孔子私学到宋明理学与书院教育——浅谈儒学发展与私学演进的历史性统一

儒学的发展和私学的演进是历史性的统一,两者相互影响和助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从儒学于先秦时创立到经学在两汉兴起再到隋唐时式微以至宋代的重建和理学的兴起,儒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私学的演进;从孔子私学到两汉精舍再到魏晋玄谈、隋唐禅修以至宋代书院,在儒学兴与衰的几个关键转折之处,私学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隋唐长安的市场及其相互关系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其国力之强盛,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对后世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古都长安作为隋唐两代的国都,其商业发展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其中,东、西二市的繁盛与其他交易场所的相继产生是长安商业日趋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东市、西市与其他市场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共同构成了隋唐长安完整的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