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禖”祭祀的文化意蕴

“高禖”祭祀是一种祈孕子嗣的祭祀形式。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祭祀“高”的神话传说。“高”祭祀在周代正式成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祭祀的目的、仪式、膜拜对象等方面更为成熟。这种祭祀活动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传统的生育文化的核心内容,即“重生”“重男”思想。     

泰山祭祀封禅文化与民间崇祀活动浅谈

泰山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交代之处”,自古便为历代帝王祭祀封禅之场所。然而汉魏以后,泰山逐步由官方祭祀天地的圣地转化为民间祭祀鬼神的胜地。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泰山自身的文化属性、两汉鬼神说盛行及道教的发展传播和相关文学作品的推动。泰山上官方的封禅祭祀活动及民间的鬼神文化是泰山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祭祀习俗看民族交错区汉族传统村落的文化建构——以江永上甘棠古村为例

祭祀习俗是传统村落能够长期延续并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处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区的汉族传统村落,祭祀习俗与中原地区的村落不同。这些村落通过重复举行的祭祖活动辨识“自我”,彰显中原民族的身份归属,使中原主流文化成为村落文化建构的主要内容。同时,为了生存,又将周边少数民族的某些祭祀习俗纳入村落的文化建构中,向“他者”释放友好的信号。祭祀习俗的演变折射出民族交错区汉族传统村落文化建构的面相,记录着此类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体现出文化建构对于传统村落长期延续的重要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融合是主流,文化建构有利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理解,彼此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     

论《诗经》大小雅中的君子文化

《诗经》小雅大雅反映了西周贵族生活与贵族文化,这一文化形态的内容包括礼乐、祭祀、宴饮等方面,是儒家君子文化的源头。君子文化以“礼”为中心,“礼”规范了君子行为,昭示着人文精神的觉醒。作为君子文化的重要形态,西周祭祀的意义发生了新变,宗教权威坠落,人文精神彰显。此外,在宴饮活动中君子文化也得到了充分表达,产生了自觉的人文精神。君子文化要求君子以“令德”、“令仪”树立典范,替社会担当责任。     

梅山民俗中的鬼节文化与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

梅山地区的人们十分迷信鬼神,崇尚天命。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鬼神和天命,所以祭祀活动较为频繁。其目的是为了求得鬼神的福佑,免去灾祸。在梅山地区,一年之中祭祀活动最普遍最集中的时间是在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关于鬼节的来由,传统上有道教的“中元节说”和佛教的“孟兰盆节说”两种观点。鬼节文化是儒道释多元文化杂交的混血儿,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是其重要源头之一。     

延续与变迁：太原“过唱”习俗小考——以赛庄村祭祀圈为中心的考察

太原地区的“过唱”习俗源远流长,其文化生态保存也相对较为完整,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这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习俗与信仰祭祀活动相伴而生。从太原市万柏林区赛庄村五龙庙为中心的案例来看,以龙王信仰为中心构成的祭祀圈活动与“过唱”习俗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最初由庙会信仰祭祀活动衍生而来的“过唱”习俗,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祭祀圈有关活动虽早已戛然而止,但“过唱”习俗却焕发出新的时代特色。赛庄村的龙王信仰在大山深处顽强地存在着,并且逐渐演变为民众对于乡村记忆的象征符号。     

论“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一句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殷周之际的淫祀文化是“登高”得以孕育的土壤,将“登高”的最初目标指向祭祀。在后世的流变中,“登高”的祭祀含义逐渐分为两途：一途演化为登庙堂之高,另一途则变为登外交盟坛之高。这一分化使得“能赋”的含义也由原始的祭祀献辞分别演化为朝堂之上的讽谏议政与盟会之所的辞令交接。“登高能赋”的活动由“大夫”来执行。“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整体内涵,遂伴随着“登高”与“能赋”含义的变化,由祭祀向着政治方向逐渐演变。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     

商代青铜器的审美探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商朝时期神圣而庄重的活动,青铜器便是祭祀的重器,是那个时代宗教祭祀文化的典型代表,对青铜器的研究亦能对商朝美学思想进行汇总,商代青铜器不仅是生产力的代表,而且带有浓厚的统治阶级统治欲望,对青铜器的研究离不开它的形式美,从祭祀与纹饰两方面,分析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为人们了解商代历史文化提供新视角。     

稻作祭祀--崇拜心理--出生原型--永仁直苴赛装节演变个案

云南永仁直苴的赛装节是楚雄州丰富的民族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与传统的农耕活动密切相关,其祭祀过程中的崇拜心理内容和形式都随着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生演变。存在至今的赛装节,在崇拜心理方面是一个由“集体无意识”当中的“出生”原型传承而不,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但核心都是与生命的繁衍生息有关,与人们求生存、求发展的强烈愿望息息相关。从稻作祭祀到赛装节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传承稻作文化的过程。     

《左传》中"祭祀"的文化考察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春秋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丰富的祭祀活动记载为研究古代的祭祀提供了可靠资料。试对《左传》中的祭祀及其祭祀活动体现的祭祀观念作了初步的文化考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古代礼文化的丰富多彩。     

常州传统祭祀概说

祭祀是古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想文化和意识文化形态,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文章以常州的坛庙遗制为例,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梳理古代常州祭祀活动的源流与发展,对古代常州的祭祀现象作简单的归纳与总结,并揭示出祭祀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     

花腰彝年俗祭祀活动——“（ ）”（咪嘎好）

“（ ）”（咪嘎好）是生活在云南省石屏县哨冲镇水瓜冲村委会的花腰彝每年春耕开始之前祭奠始祖“（ ）”（阿竜）、祭祀天地,向祖先和神灵祈祷人畜安康,丰产丰收的年俗祭祀活动.时间在每年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一个“（ ）”（属马日）,其仪式繁杂,文化内涵丰富.     

大禹文化与北川

大禹是对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炎黄子孙对大禹一直怀着崇敬之情 ,对大禹的崇拜和祭祀活动数千年未断 ,经长时期积淀、固化形成大禹文化。大禹文化的三个层次 :具体的大禹文化景观 ;祭祀大禹的礼仪制度及风俗习惯 ;大禹的文化精神。大禹文化精神的内容 ,大禹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北川的大禹文化历史悠久 ,祭祀大禹的活动一直未断 ,大禹精神鼓舞着北川人民艰苦奋斗 ,改变山区面貌     

“义”之起源易礼新探

“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儒家将它作为自己的思想纲领，而且墨、道、法等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主要探讨“义”的起源问题，认为“义”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通过探讨，使读者认识到“义”作为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原则，是起源于原始祭祀活动中的行为规范。     

"女娲补天"神话与"红山文化"考古关联之探析

“女娲补天”神话广为人知,但对这一神话的本相向来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考古学信息反馈”的基础上,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中的“交感巫术”等理论,初步认为:“女娲补天”神话本相是史前一次祭祀活动,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与此有关。     

羌族舞蹈“巴绒”文化特征研究

"巴绒"是羌族人祭祀歌舞女神"萨朗姐"的一种重要的祭祀性活动舞蹈,它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舞蹈、民族发展历史以及民族精神文明意识的重要通道。文章对羌族舞蹈"巴绒"进行简要概述,并从历史、生产生活、传统习俗、祭祀文化和多文化融合等方面考察了"巴绒"的文化特征,进而探析人文环境对"巴绒"文化特征的影响。     

唐五代宋初敦煌春秋二社变迁新议

春秋二社,即春秋二时的祭社活动,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官方祭祀活动,然其在唐宋之际的敦煌却转变成了佛教斋会,这使我们看到一种传统的祭祀活动,在本土文化、礼仪和外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职能与地位的,同时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相互适应发展的写照。     

漓江流域的特色民俗--福利镇"五月八"节

“五月八”节是漓江流域福利镇的特色民俗，以祭祀“公公”“婆婆”为主要的活动内容，节日中还包括舞牌灯等特色游艺活动和苦瓜酿等特色饮食，这些都体现了漓江流域古老族群文化的特质。今天“五月八”节从名称到形式，内容都发生了变迁。     

礼器与“汉道”:海昏侯墓“籍田”器的制度及政治考察

海昏侯墓出土的“籍田”器是昭、宣时代政策转向的器物表征。此种礼器被刘贺随葬于身旁,一方面是一种纪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劝农”之风的再兴以及“汉道”的调整。就“籍田”的礼制要求来说,田间劳作、宗庙祭祀与宴饮庆贺为三大主干内容。在礼器的选择上,刘贺墓中没有出现体现田间劳作的农具类礼器,而是以承担宗庙祭祀功能的鼎和宴饮庆贺活动中的灯作为礼器代表。前者作为宗庙之器,是祭祀时行礼的物品,更是“汉道”绵延的重要载体。后者则配合着夜饮活动,与“劳酒”相关,因“劳酒”在时间选择上以夜晚为佳,故以灯为礼器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