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心雕龙》的正变理论

正变观念本身有经学方面的历史渊源.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将其提升为一种系统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文学理论.从"正"的方面讲,刘勰认为它是一种经典式的思想情感和行文风范,是作家进行创作时应予以严格遵循的原则和规范,同时作家应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就是"变"."变"是在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上的推陈出新,刘勰所主张的"变",是对"正"的灵活运用和适当拓展.只有合理地"变",才能体现出"正"的意义和作用,也只有用"变"的态度对待经典,用"正"的原则指导创新,才能在经典与新变的理论维度上确立作家自身的文学存在和创作个性,才能实现继承和创新的动态平衡.因此,"正变"理论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起着联系有关继承与创新、"名理"共性与"变文"个性等理论文体的纽带性作用.这是进行<文心雕龙>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     

试论词体正变说的历史发展

词体的正变之说,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正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发展历程作出了梳理,并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词体正变之争的得与失。     

论《诗源辩体》的陶诗研究

许学夷《诗源辩体》认为陶渊明诗歌的巨大成就在于其高度的原创性,也在于其写意性,在于其真率自然,在于其理胜气足;陶渊明、谢灵运虽然各臻其妙,但陶诗高于谢诗;陶诗对后世影响深巨,许多著名诗人学陶仅得其一。《诗源辩体》关于陶诗的许多研究在当时推陈出新,独到深刻,个别论点今人仍未超越。     

《诗源辩体》中的唐代七律诗论

唐诗学是明代诗学的主体,七律研究是明代唐诗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成为了明代唐诗七律研究的总结之作。     

从汉代诗歌的“天成”到盛唐诗歌的“兴趣”——略论许学夷《诗源辩体》辩体范畴的历史性

明末著名学者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是一部辨析和追溯诗歌体制、风格源流的著作,是明末诗学复古思想的代表作.他用"天成"和"作用"分析魏晋诗歌,用才力分析初唐诗歌,用兴趣分析盛唐诗歌.针对不同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充分说明了许学夷注意到了诗歌体制和体貌批评中的方法与对象的适用性和历史性问题.     

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论

方东树诗体正变观受其雅正的诗学取向制约,强调变而不失其正,重视"变"对诗歌创新的积极意义,目的在于明确诗歌创作之正途,对清中期以后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他继承了前人正变思想的合理内核,并与其通变论相结合,揭示了制约诗歌史发展两大核心要素,发展并总结了传统诗歌史观。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受明代七子派相关思想影响较大,但又自觉地对他们的观点予以驳正与补罅,从而在思路与学理上对明代的汉魏诗歌研究作出一定的推进.本文着重从两方面对他的汉魏诗史观作一评述,一是对格调派尊汉贬魏的诗史价值观的批判,二是以"正变"说建构自己的汉魏诗史序列.     

"正变系乎时"——论叶燮对汉儒"风雅正变"的原创性阐释

汉儒提出的"风雅正变"是正变思想诗学转向的关键点,也是诗学中正变观念的源头.历代诗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一源头,但是,清初诗论家叶燮超越了这种延续.他不拘泥于传统,回到原典,重新审视汉儒学说,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在思考方式上都突破了前人的桎梏,对"风雅正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文章在梳理历代诗论家对汉儒学说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叶燮如何创造性地阐释汉儒思想,并进一步探究他的诗学立场以及对清初时政的态度.     

叶燮“诗变”论的理性特质及意义

叶燮诗学表现出理论的自觉:一是理性特质,二是主张立足于"变"而正、变统一,并在宇宙观层面论证"诗变"和"天地运行"规律的同构关系。叶燮按照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立体审视方法,论证"诗变"发现与诗论家的素质、"诗变"认识与诗学方法的关系。使"诗变论"从对文学活动现象变化的认识到对诗变因素、原因和诗变原理的探索、总结,最终达到对"诗变"的规律性论证。     

叶燮《原诗》对唐宋诗之争的理论解析

叶燮的《原诗》产生于对清代顺康时期诗学宗尚的反思过程中。《原诗》的理论集中在对四对范畴即“源流”、“正变”、“盛衰”、“因创”的解释上,以“变”为核心,梳理诗史发展源流、评价唐宋诗的价值。《原诗》为宋诗的广泛传播确立了理论基础,是清代诗学摆脱狭隘宗唐宗宋的朝代之争,走向融通唐宋阶段的重要一环。     

试论叶燮以“正变”为核心的诗歌发展观

叶燮诗学思想在《已畦集》一些单篇序文中有所涉及,然而更为集中地呈现在其诗学著作《原诗》一书中。《已畦文集》附刊《原诗》共四卷,由内、外二篇构成,每篇分上、下二卷。《原诗》内、外篇主旨同一,然具体论述各有侧重。清人沈珩于《原诗叙》中称：＂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诗言诗也。＂内篇＂宗旨＂在于阐述诗歌的源流本末、正变盛衰、沿革因创之理,在具体论述上更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外篇＂肆博辨＂在于通过具体的艺术鉴赏批评论证其诗论主旨和诗学主张,是对内篇中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本文主要论述叶燮以＂正变＂为核心的诗歌发展观。     

锡德尼的道德文论《诗辩》

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是欧洲文艺理论的主要话题之一。《诗辩》就是以新兴的资产阶级道德准则来批驳封建反动文人的理论,认为“一切人间学问的目的之目的就是德行”,作家的道德精神是通过作品使读者“怡情悦性”而达到其教育目的的。     

明清之际的“风雅正变”之争与陈子龙“怨刺”说辨析

明清之际, 陈子龙倡导的“怨刺”精神不是“温柔敦厚”诗教的对立面, 其实正是先秦两汉以来诗歌“兴观群怨”、“风雅正变”所体现的政教功能的合理组成部分, 不是相互抵牾, 而是对立统一。     

雪莱《诗辩》的道德审美思想

雪莱的《诗辩》阐发了心灵愉悦的诗歌道德本质,具有灵感、想象与感受力的诗人的道德美实现者以及道德审美的普适性,将诗歌审美道德化,将道德作为诗歌审美意义的标尺,论证其具有完善人类德行、净化社会风气,推动世界变革的积极功用。雪莱这一诗学思想既是18世纪英国实用道德哲学的延伸和浪漫主义诗学精神的显现,又是对以科学至上的物质功利主义的反拨。     

读《国风诗旨辩略》

杨树郁、许宏伟二位教授合著的《国风诗旨辩略》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立足第一文本,在前人观点的剖析与参考中、在情感落点的寻求与考察中、在核心语句的考据与诠释中揭示诗旨,是《诗经》篇章主旨研究的一部价值可观的著作。     

《诗经》诗体正变简论

《诗经》的诗体包括句型和体式两方面。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诗经》以四字齐言为正格,而以杂言为变格。周代尚和的浓重的礼乐化是《诗经》正格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诗经》内在的抒情性、发展性、音乐性、地域性和原创性又同时决定杂言诗的并存。正格与变格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演变的、协调配合的和厚此薄彼的。而正格和变格的互动潜在着审美的、革命性的意义。     

《愚溪诗序》译文三辩

《愚溪诗序》是一篇托物言志、寓意深远的作品,是作者因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被贬为永州司马的任上所作。全文以“愚”（实则“不愚”）贯穿始终,寄情山水,借写愚溪风光,借评古代“愚者”来抒发自己被埋没受侮辱．     

从《诗辩》看锡德尼的文学创作观

菲利普·锡德尼的《诗辩》从几个方面对诗人进行了辩护,并针对英国文学的弊病提出了当时的英国文学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研究《诗辩》的写作背景,揭示了锡德尼提出的诗人要有原创性的创作观的现实意义,并通过锡德尼同时期及之后的代表诗人的文学风格研究其提出的观点的影响。     

中国诗学史上的正变观

“正变”一说最早源于风雅正变说,《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认为的正诗即治世之音,而变即指时代由盛及衰,国家的礼政纲纪呈现崩坏之时出现的怨刺诗。这就是诗学史上的“风雅正变说”,它是从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区别正变的。汉代尊儒,强调经世致用,文学被赋予很强的社会政治功能。《毛诗序》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在乱世时,礼乐崩坏时所作的诗是变风、变雅。《毛诗序》首次言及正变,而后郑玄及唐代孔颖达等经学者则进一步将其系统化,风雅正变说成为一种专门研究诗经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