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幽咽水,并欲断人肠?--乐府横吹曲《陇头水》源流及创作范式考论

《陇头水》为汉乐府横吹曲辞之一，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所引的两首《陇头歌》，可能就是汉横吹曲《陇头》的古辞。梁陈《陇头水》创作是从模仿扩写《陇头歌》而来的，普遍采用永明体形式，写苦寒、抒乡思。中晚唐《陇头水》创作由陇水思乡的话题入笔，概括因水生愁、幽咽断肠的抒情传统。“陇水”、“陇头”等语汇在人们世代的吟咏中最终凝成了象喻苦寒思乡的化语符。《陇头水》哀婉悲怨的美感情调，为一味刚健豪壮的边塞诗增添了几分深婉的情致，丰富了边塞诗歌的美学内涵。     

《乐府诗集》“鼓吹”“横吹”曲辞的乐类特征及其乐府学意义

郭茂倩将“鼓吹”与“横吹”从汉鼓吹乐的杂合状态中析出,分别设类,但如何把握鼓吹与横吹乐的区别与联系,郭氏解题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如果我们根据出土文献保存的音乐表演信息,借助音乐图像与书面文献资料互证,便不难发现,在乐器的使用上,鼓吹无角,却有鼓、铙和短箫,歌者击铙、鼓为节而歌,构成鼓吹乐的基本特征。横吹则以角、笛为标志性乐器,又有小型节鼓,鼓手或即歌者。值得强调的是,横吹曲虽然源于北狄诸国的马上之乐,但马上奏乐只能算作骑吹的标志,与军乐并无必然联系,亦非鼓吹与横吹的区分标志。尤其是鼓吹与横吹乐自汉以后仍不断发展演化。通过音乐图像还可以看出,乐器使用上的差异所形成的音乐特征才是鼓吹与横吹乐的本质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目前书面文献记述零散不系统的缺憾,对乐府音乐学的研究至关重要。由汉至唐,鼓吹与横吹曲辞在音乐与文学的交织中继续发展,蔚为大观,郭茂倩将其从“鼓吹乐”中分列出来,不仅彰显了两类曲辞的音乐学与文学成就,还昭示出汉唐乐府诗的发展趋势与脉络,具有重要的乐府学意义。     

简论南朝诗人对汉横吹曲的拟作

汉横吹曲是在北方少数民族乐曲的直接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组歌曲。南朝诗人对之进行了大量的拟作,从这些拟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横吹曲为南朝诗人在内容题材方面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南朝诗人们把写作宫体诗的种种艺术技巧也广泛应用到了拟作之中,从而初步形成了南北文风的合流。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说“挤车”

随着拼车现象的流行，“拼车”一词开始在媒体上频频出现，“拼车”网铺天盖地，蓬勃兴旺；各地电视报纸也纷纷解析“拼车”之盛。如：     

《乐府诗集》简介

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是一部网罗上古至五代乐府诗歌的总集。乐府是音乐机构的名称,它的任务是制礼作乐,包括制定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工。所搜集的配乐诗歌,就叫乐府诗。     

《木兰诗》教学设计

一、意图及切入 《木兰诗》选自宋朝郭茂倩编写的《乐府诗集》，是我国古代一首著名的叙事诗，和《孔雀东南飞》一起被誉为“乐府双璧”。诗歌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十多年，立下战功却拒绝接受封赏，但求回家团聚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江淹《横吹赋》三题

江淹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一生流传下来的文章较多,有文集传世。江淹《横吹赋》是一篇别具一格的音乐赋作品。目前学界对该作品研究较少,围绕该作品的写作时间、作品主题、作品形式与内容等还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细谈“扑朔迷离”

《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五·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扑朔”,《木兰诗》一文中解释为“爬搔”。成语“扑朔迷妒’出于《木兰诗》,《成语大词典》中解释为“难辨免的雌雄。形容事情错综复杂,难以辨别清楚”。对于“扑”、“朔”的字义,两处都未做出明确解释。     

“欢”字所指应无男女之别

《辞源》、《辞海》、《汉魏六朝乐府诗译注》、《乐府诗鉴赏辞典》、《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等,均认为"欢"仅指"男子"。还有学者撰文称《乐府诗集》中的"欢"没有指代女子的。对于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欢"作为称谓词,用于情人之间,既可女称男,亦可男呼女,本无男女之别。     

略论唐人拟作之《襄阳乐》

《襄阳乐》是很受唐代诗人重视的南朝清商西曲歌之一。终唐之世,拟作乐府诗的主题多以表现“游女”这一襄阳的特殊民间风情为主,总体风格也多表现为绮丽的宫体诗风。此外,在古乐府诗创作兴盛的盛唐,拟作《襄阳乐》的数量却不及中唐以降拟作该乐府诗的数量,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恰恰表现出中晚唐文人在经历社会动乱之后的消极情绪。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自清迄今的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是南宋中期刻本。根据宋人的各种文献记载考察入手,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所使用的避讳等方法,进行多重论证得出宋蜀刻本的刻印时间应该在北宋中叶即宋英宗时期。唐代王士源编定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本是宋蜀刻本的祖本,但它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王士源本的原来面目。宋人刘辰翁对宋蜀刻本进行批点后,在明代广为流传,先后有顾道洪、李梦阳、袁宏道、毛晋等人批评、参校的多种刻本出现,显示出宋蜀刻本的版本价值。     

阮大铖戏曲中“集唐诗”研究

阮大铖,明末诗人和戏曲家,尤善词曲。其戏曲作品《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合称《阮大铖戏曲四种》,在明末剧坛甚至政坛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不以人废言＂的学术思想中从阮剧中的集唐诗入手,对集唐诗进行归类整理,加以艺术分析,从而提升了阮剧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试论李后主词之“变”

作为研究李后主词之“变”的基础 ,该文首先探讨了后主之前词坛的状况 ,其后 ,探讨了后主词之“变”的契机及表现。最后得出结论 :李后主词之“变”的本质 ,在于它将历代诗歌言志述怀的传统引入了词体 ,从而将词引上了歌咏人生的途径。     

论山谷诗宋代三家注的历史解释

在宋代注重历史解释的学术背景下,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来解释黄庭坚诗。三家注都将《山谷集》三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并对作品的系年作了精审的考证,史容还纠正了黄的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三家注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山谷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御定历代题画诗》匡谬

由清朝陈邦彦等人奉敕编辑校刊的《御定历史题画诗》是一部大型的专类诗集。该书唐人题画诗部分全由《全唐诗》中辑出。由于该书编选过分依赖《全唐诗》，忽略唐人作等原始资料，加之该书选诗标准的缺换、编选方法的不当以及编选、 校订人员的疏忽，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失检现象。本就此对该书唐人题画诗部分做了初步的辑遗纠错的整理工作。     

《全宋诗》补辑:池州地方文献中的宋佚诗

池州地方文献中辑得《全宋诗》失收的诗作51首、佚句2则,涉及作者40人,其中有22人不见《全宋诗》。辑得苏舜钦、梅尧臣、王安石诸名家诗。这对《全宋诗》的完善是有意义的。     

论《诗经》的乐府特质

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西周建立的乐府体制助歌诗挣脱鬼神怀抱,造就最早的诗人群体,促成诗之文学蜕变。《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乐府诗的本初形态,其文本定型于颁诗制度解体之时。“风雅颂”的体例折射西周宗法社会政治架构。《诗经》形式上诸多特征,皆可从乐府体制中究因。《诗经》开乐府诗体,树“诗人”风范。复杂奇特的乐府效应,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之独特面貌。     

乐府诗集中南北朝民歌之情歌百态

通过列举实例,对乐府诗集中南北朝民歌之情歌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其中反映的男女情爱、性爱状况进行分类阐述,指出南北朝民歌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