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评价——以南昌市为例

本文以南昌市为例,在分析南昌市农村居民点现状,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测算的基础上,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分级,最后提出了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对策及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

目前土地整理活动在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大规模展开,并且其理论、方法逐渐完善,从最初以单纯增加耕地面积为目的开始转变为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为目标。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有增加有效土地面积的潜力、农村聚落优化的潜力、改善生态环境的潜力、土地增值潜力等四个方面。但当前的大部分研究关注于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的潜力。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关于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及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凌云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文章以凌云县为例,在分析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规模的基础上,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对农村居民点理论潜力进行测算。最后通过层次分析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得出凌云县规划目标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     

昌吉州农村居民点整理浅谈

为明晰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潜力,根据目前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以此来促进该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泰安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各区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及整理进程,明确各待整理区的类型与发展方向,制定符合实际的整理模式和时序,可为土地整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多因素综合评价及K均值聚类法,对泰安市农村居民整理分区的整理模式及潜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全市可供整理的闲置农村居民点用地共10875hm2;紧靠城市边缘的农村居民点可通过城市化过程最先整理;城市控制区内的整理相对容易且潜力大,重点应通过拓宽整理资金的融资渠道加速其进程;城市内部村庄整理难度最大;地处农村腹地和经济状况较差的村庄,应以培育为主、整理为辅。本文分区及潜力测算基于实地调查,突出了测算城市区域内部空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分区结果具有现实可行性,所划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内居民点空间结构调整方向明确,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适宜性和潜力分析的徐州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管制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与整理潜力分析是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制定差别化分区管制措施的基础。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不仅与自然、社会、经济因素有关,也与政府和农户意愿密切相关,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选取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政府意愿和农户意愿五方面的12个指标评价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通过整理适宜性与整理潜力的空间叠置分析,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并制定差别化的分区管制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整理适宜性和整理潜力的区域分异,徐州市可划分为优先整理区、优化调整区、滚动发展区和控制改造区四类区域,从整理优先次序、空间形态调整、组织模式、资金筹集模式等方面明确其差别化的整理管制措施。本文基于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与潜力评价划定整理分区,并制定区域差别化的整理管制措施,可为循序渐进的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与“挂钩”分区研究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简称"挂钩")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该项工作应从城乡互动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可补充有效耕地面积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耕地需求量两方面因素而开展。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基于经济社会限制性和耕地自然适宜性的评价与分析,利用综合修正法估算了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现实潜力;然后通过建立挂钩能力指数模型,分析了城镇建设用地新增需求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之间的关系,并将平谷划分为三类挂钩区,进而提出相应的挂钩整理与运作模式、资金保障措施以及补偿安置方式。研究结果体现了区域间的共性与差异,符合当地实际,对保障挂钩政策的落实和指导挂钩项目区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借鉴。     

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以广西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新一轮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如何更合理地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往往被现有研究所忽视。本文采取抽样及不同整治模式不同潜力测算方法的研究思路,设计了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流程及方法:根据地形及经济条件,划分不同的整治类型区,并选取样点县(市、区);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确定居民点整治类型;针对农村居民点不同整治类型,分别构建其潜力测算方法,并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土地闲置率法进行改进;利用测算出的样点县(市、区)的出地率均值,外推测算同类型区其他县(市、区)的潜力。并以广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广西全区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可释放潜力68 102.807hm2,小于人均建设用地法测算的潜力值,同时又大于土地闲置率法测算出的潜力值。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流程及方法在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方面具有可行性及合理性。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潜力研究——以广西宾州镇为例

采用分析与综合等方法,总结建设用地利用潜力的内涵,创建基于社会投资能力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模型,结合人均指标法和提高容积率法,提出测算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潜力的系统方法,并以广西宾阳县宾州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利益分配——以陕西省东樊村为例

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利益分配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利益分配优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利益来源于城乡土地区位差别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指标出让收益,利益分配主要是对指标出让收益的分配;2东樊村项目的利益来源是建新预留区的土地转为城市工业用地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中介方和政府、东樊村村集体、B村村集体或村民、东樊村村民和其他方的指标出让收益分配比例为56.32%、26.01%、12.31%、5.11%和0.25%;3现状利益分配存在着土地增值收益范围难以确定、政府在项目中的收益分配界线模糊、中介方收益比例在资金分配结构中比重过大、村民间利益分配存在局部不公平的问题。研究提出5个方面的建议:1界定土地增值收益的概念和范围;2确定各主体利益分配的合理区间;3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平台效应;4建立农村土地和房屋流转制度;5加大农民参与力度,来完善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分配。     

基于整治潜力与迫切度的村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研究

整治潜力测算和迫切度评价是安排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的基础与依据。本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深入分析山西省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并根据用地类型与整治性质的差异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划分为浅层潜力和深层潜力,测算结果表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的浅层潜力占总潜力的71.88%,说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较为粗放,具有较高整治潜力。通过分析村庄属性与发展前景,从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农村发展等4个层面选取16个指标评价抽样村整治迫切度,并根据迫切度评价结果将抽样村分为迫切、较迫切、一般迫切和不迫切4个整治等级。从抽样村迫切度评价等级、抽样村浅层潜力占总潜力比重和总潜力占居民点面积比重等三方面入手分析,选取8种组合类型纳入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范畴并安排整治时序,确定近期整治抽样村18个,中期整治抽样村17个,远期整治抽样村19个。     

从环境行为学探讨新农村人居环境与乡土景观的协调发展

通过分析人们对居住方式和居住环境的认知过程,以及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村民行为心理上的变化和影响,探讨新的环境、新的行为方式如何与传统的乡土景观相互融合并形成良性循环,对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提出可实施性建议。     

基于农民视角的农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简

农民是农地整理项目的最终受益者,从农民视角来研究农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方法,可为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绩效提供决策依据。本文基于农民视角,从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两个阶段、项目过程和项目结果两个方面构建农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通过对湖北省毛嘴等三个农地整理项目区的农民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评价其项目绩效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毛嘴项目绩效水平高于张沟项目和新沟项目;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绩效高低最重要的因素是农民对施工建设阶段的评价,其次是农民对规划设计阶段的评价,而农民对施工建设阶段的评价又主要取决于对施工建设阶段结果的评价;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程度及其有效性是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绩效的重要因子。研究表明：基于农民视角,从项目各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建立的农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要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绩效水平,首先应提高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阶段的工程质量,其次是应提高农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此外,提高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程度及其有效性对提升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耕地整理的潜在效益评价——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耕地的潜在效益研究是土地整理理论及其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耕地整理活动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引起的效应，不仅可以丰富土地整理的理论，而且对规范与指导土地整理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大兴区耕地整理效益农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年统计资料、土地整理项目资料等，分别对大兴区耕地整理的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大兴区耕地整理的潜在效益还是相当可观的。     

河西荒漠绿洲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河西荒漠绿洲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以石羊河流域DOM和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将石羊河流域的农村居民点数据与高程、坡度、道路和河流等数据相叠加,采用最近邻距离法分析石羊河流域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情况和集聚状况.结果表明:海拔1000～3000 m之间、坡度小于15°的范围内...     

基于最小阻力模型阜新市城市及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研究

阜新市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产资源枯竭后有很多的“后遗症”,如沉陷、坍塌等地质灾害频现。综合考虑阜新市当前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趋势、社会稳定等因素去确定城市的扩展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规划尤为重要。本文以阜新资源型城市为例,基于最小阻力模型对其城市及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进行研究,为其转型发展在用地选择上提供理论依据及决策支持。通过对资源型城市及农村居民点空间发展分析,从交通设施、矿产资源、地形地貌、土壤土质、灾害防治、土地利用类型及水体6个方面对阜新市城市与农村居民点发展建立阻力面,通过栅格计算得出阜新城市及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综合阻力面。利用ArcGIS提取阜新市584个农村居民点的阻力值,对其发展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阜新市的农村居民点中有40个需要优先整治,主要集中在阜蒙县与主城区南部及东南方向相邻地区;重点发展地区主要位于阜蒙县与主城区北部相邻的农村居民点及阜蒙县东部地区的居民点。利用ArcGIS下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阜新市城市用地扩张累积阻力面,得出适宜城市发展的区域,并通过城市发展的辐射通道,得出城市扩展的适宜方向及战略点为阜新市的大固本镇和东梁镇与伊吗图镇交界处附近。     

规模效应、生态安全、限制因素耦合的农用地整治研究——以天津市蓟县为例

农用地整治是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农用地整治过程中对农用地整治规模效应和生态安全问题考虑不足。本文以天津市蓟县为研究区,在农用地整治规模效应分级和生态安全性分级的基础上,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对农用地质量限制因素进行聚类,然后进行农用地整治规模效应、农用地整治生态安全性和农用地质量限制因素的耦合分析。研究结果:将蓟县耕地划分为重点整治型、谨慎整治型、选择整治型、不宜整治型。并认为重点整治型耕地应是实施农用地整治的重点,谨慎整治型耕地应当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选择整治型应对易于实现连片的耕地进行有选择地整治,不宜整治型则不适宜进行农用地整治。本文构建的规模效应、生态安全和限制因素耦合的农用地整治评价体系,有利于农用地整治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用地的规模效应和农用地质量的提升。对县域农用地整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