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各区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及整理进程,明确各待整理区的类型与发展方向,制定符合实际的整理模式和时序,可为土地整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多因素综合评价及K均值聚类法,对泰安市农村居民整理分区的整理模式及潜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全市可供整理的闲置农村居民点用地共10875hm2;紧靠城市边缘的农村居民点可通过城市化过程最先整理;城市控制区内的整理相对容易且潜力大,重点应通过拓宽整理资金的融资渠道加速其进程;城市内部村庄整理难度最大;地处农村腹地和经济状况较差的村庄,应以培育为主、整理为辅。本文分区及潜力测算基于实地调查,突出了测算城市区域内部空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分区结果具有现实可行性,所划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内居民点空间结构调整方向明确,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Voronoi图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整理潜力评价——以福建省德化县为例

通过Arc GIS空间分析技术和Voronoi图Cv值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福建省德化县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德化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后可能增加耕地的理论潜力,并从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4个方面,选取10项评价因子,构建德化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指标体系及模型,对其修正。最后采用自然断裂法将现实潜力划分为潜力优势区、潜力内敛区和潜力限制区,分析各区整理潜力的限制因素。结果表明:1德化县农村居民点Voronoi图的Cv值为160%,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群型。从乡镇尺度上看,国宝乡和汤头乡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随机型,其他乡镇均为集群型;2德化县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030 7~0.130 9,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018 8~0.106 6,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017 0~0.205 2,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006 5~0.364 8,综合修正系数为0.255 4~0.604 0;3德化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742.60hm2,占理论潜力值的49.95%,说明其整理过程中受各项限制性因素制约潜力释放能力较小;4从空间分布看,潜力优势区主要分布在德化县中部的盆地地区,潜力内敛区主要分布在离县城较近的德化县南部和西南部,潜力限制区主要分布在德化县北部山区乡镇和县城所在地浔中镇与龙浔镇。     

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空间分异与分层协同分区——以湖北宜城市为例

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具有典型的地域分异性和空间关联性特征,是分类实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本文基于理论潜力、意愿潜力和现实潜力3个层次,深入探讨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内在逻辑关系,运用空间组合分析和耦合度模型,提出一种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分层协同分区方法,以湖北省宜城市为例揭示3类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的分异特征和耦合关系,识别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分区类型及其优化方向。结果表明：①宜城市农村宅基地退出理论潜力分布广泛,意愿潜力和现实潜力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特征,外出务工人数占比是影响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潜力的重要因子;②3类退出潜力的组合分析显示超过一半的村（社区）具有分级一致性,而分级组合非一致区的3类潜力以低水平耦合为主;③宜城市农村宅基地退出可划分为5个区,包括优先退出区、重点退出区、一般退出区、弹性退出区和意愿限制区;其中,优先退出区是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试点的重点。政府应在明确农村宅基地退出与转型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构建以农户利益为中心的差异化分区退出机制和农户长久利益保障机制。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与“挂钩”分区研究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简称"挂钩")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该项工作应从城乡互动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可补充有效耕地面积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耕地需求量两方面因素而开展。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基于经济社会限制性和耕地自然适宜性的评价与分析,利用综合修正法估算了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现实潜力;然后通过建立挂钩能力指数模型,分析了城镇建设用地新增需求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之间的关系,并将平谷划分为三类挂钩区,进而提出相应的挂钩整理与运作模式、资金保障措施以及补偿安置方式。研究结果体现了区域间的共性与差异,符合当地实际,对保障挂钩政策的落实和指导挂钩项目区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借鉴。     

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特征及优化布局研究

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必须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产业发展规划目标,针对不同类型进行分类调控,科学评价农村居民点的综合发展潜力是村庄量化分类的基础,也是协调推进村庄整治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2004年、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研究了平谷区2009年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2004年-2009年间居民点用地的变化情况.结合山区和平原区的不同发展条件,分别制定山区和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的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的地理空间分析功能,对评价要素的空间叠加、计算,评价村庄的综合发展潜力.并将评价结果与城镇发展规划相结合,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区位条件,提出居民点用地调控的类型及区域产业发展布局的方向.研究结果体现了土地利用的现状及适宜性,对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创新与关键技术研究——2013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成果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时期。农村居民点用地正深刻调整。遵循居民点演变规律,科学调整农村居民点成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缓解城乡用地瓶颈的关键,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北京师范大学姜广辉博士承担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创新与关键技术研究”融合多源时空数据,综合集成GIS空间建模、数理统计、农户访谈等研究方法。将农村居民点研究纳入到新时期城乡空间结构调整框架之中,以“定位识别一形态演变一因子决策一潜力转换”为主线,形成了城乡统筹条件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基础理论框架,构建了涵盖“调查一评价一格局优化一调整模式”等农村居民点整治全过程的关键技术体系。     

内乡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测算及整治模式探索

通过对内乡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评价,进行了潜力分级,并总结分析了内乡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今后内乡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对策措施。     

基于交通优势度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与实证——以玉树地震灾区为例

任何区位的土地属性都存在分异和区别,由此形成了不同水平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而交通设施规模及空间网络是影响土地属性与建设适宜性分异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构建了交通优势度的评价方法,宏观尺度侧重各类交通设施综合优势水平的总体评价、物理空间分析与大尺度分异特征。微观尺度采用栅格方法进行精细评价,注重地形高程和坡度等自然因素对交通优势度的修正影响,形成集人文与自然因素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然后,选择玉树地震灾区作为案例区,从地震影响区和重灾区两个空间层级,深入分析交通优势度的等级结构及空间分异。最后,根据交通优势度的分异性,分析各区位土地资源对人类社会活动的适宜性差异,尤其是充分考虑地形高程和坡度等自然因素,并以建设适宜性突出和明显的土地资源为主体,对建设适宜水平较高、空间连续且面积较大的区域进行划定,相对精准地勾勒出城镇建设、居民点选址及产业布局的适宜区位与范围。     

基于集约利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探讨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假定农村居民点用地像一个工厂或是农场,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均质分布的。在这里,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相互独立的生产要素,都被转化成产出。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C—D生产函数修正模型,运用该模型探讨近郊区和远郊区（农村腹地）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最佳人均投入量估算,并以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为例进行实证,估算了在现有经济与技术条件下,其近郊区代表——新铺镇的最佳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为86m^2,这个标准远远低于现状水平,由此可见,新铺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从调查获取信息得知,基于农户意愿的人均居民点用地的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为50m^2,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角度上看,新铺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潜力释放工作也有较大的可行性。     

基于集约利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探讨——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假定农村居民点用地像一个工厂或是农场,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均质分布的.在这里,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相互独立的生产要素,都被转化成产出.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C-D生产函数修正模型,运用该模型探讨近郊区和远郊区(农村腹地)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最佳人均投入量估算,并以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为例进行实证,估算了在现有经济与技术条件下,其近郊区代表--新铺镇的最佳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为86m2,这个标准远远低于现状水平,由此可见.新铺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从调查获取信息得知.基于农户意愿的人均居民点用地的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为50m2,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角度上看,新铺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潜力释放工作也有较大的可行性.     

基于整治潜力与迫切度的村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研究

整治潜力测算和迫切度评价是安排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的基础与依据。本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深入分析山西省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并根据用地类型与整治性质的差异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划分为浅层潜力和深层潜力,测算结果表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的浅层潜力占总潜力的71.88%,说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较为粗放,具有较高整治潜力。通过分析村庄属性与发展前景,从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农村发展等4个层面选取16个指标评价抽样村整治迫切度,并根据迫切度评价结果将抽样村分为迫切、较迫切、一般迫切和不迫切4个整治等级。从抽样村迫切度评价等级、抽样村浅层潜力占总潜力比重和总潜力占居民点面积比重等三方面入手分析,选取8种组合类型纳入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范畴并安排整治时序,确定近期整治抽样村18个,中期整治抽样村17个,远期整治抽样村19个。     

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以广西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新一轮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如何更合理地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往往被现有研究所忽视。本文采取抽样及不同整治模式不同潜力测算方法的研究思路,设计了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流程及方法:根据地形及经济条件,划分不同的整治类型区,并选取样点县(市、区);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确定居民点整治类型;针对农村居民点不同整治类型,分别构建其潜力测算方法,并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土地闲置率法进行改进;利用测算出的样点县(市、区)的出地率均值,外推测算同类型区其他县(市、区)的潜力。并以广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广西全区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可释放潜力68 102.807hm2,小于人均建设用地法测算的潜力值,同时又大于土地闲置率法测算出的潜力值。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流程及方法在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方面具有可行性及合理性。     

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是土地整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环节。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控下,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化型及非城镇化型两大类;针对非城镇化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结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规定,将其划分为内部改造型、原地优化型及迁村并点型;根据不同整治类型,采用模式法构建相应的整治潜力测算模型。并以宜城市小河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小河镇通过整治可释放潜力117.83hm²。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提供新的思路。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湖北仙桃市的实证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研究全球变化的前沿及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农村居民点分布广、数量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是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6倍以上,加之农村居民点周边多为优质耕地,对耕地资源减少的威胁甚于城镇。当前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减少,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快速增加的势头,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为合理调控用地提供科学依据,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随后以江汉平原典型地区仙桃市为例,采用1996年~2004年的土地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特征,并进一步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仙桃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呈递减趋势,但仍然呈粗放利用状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政策制度是仙桃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栅格尺度的西藏自治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

人居环境是人类发展的基础,科学评价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则是解决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前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基于已有人居环境适宜性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的方法,并完成了西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研究表明：①基于条件规则的综合评价法更适合进行西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②西藏超过3/4的区域为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大部分分布在藏西北地区;临界适宜地区面积占比为16.78%,主要分布在一江两河地区、昌都市澜沧江上游以及山南和林芝北部地区;适宜地区面积占比仅为5.83%,集中分布在藏东南、一江两河和澜沧江上游的河谷绿洲地带;③西藏不同类型乡村居民点的分布与人居环境适宜性分区有很强的一致性,反映人类生活的乡镇驻地及村庄居民点分布占比随着人居环境适宜程度的增强而增加,代表高原牧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放牧点和古塔庙宇及文物古迹两类乡村居民点则反之,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西藏人居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和分区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基于网络中心点辐射导向的农村居民点体系重组与优化——以重庆市江津区燕坝村为例

村落空间网络是以农村居民点为节点、线性设施为依托、节点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网络。开展村落空间网络及其节点中心性研究能够理清节点在网络中的关键位置与影响范围,为农村居民点规划建设、整体网络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借鉴。本文以重庆市江津区燕坝村为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村落空间网络,进而辨析网络中心点及其辐射强度与辐射范围,厘定出农村居民点体系优化重组模式。结果表明：① 村落空间网络具有典型的非均衡层次结构、小世界特征与无标度特性,网络整体的联系程度较低;② 依据中心点的辐射能力划分其等级,形成Ⅰ级中心点、Ⅱ级中心点和Ⅲ级节点共同作用的网络节点体系;③ 基于此,从“整体-局部-个体”3个影响层次,构建了中心村（Ⅰ级中心点）扩散型、基层村（Ⅱ级中心点）增长型、散居农村居民点（Ⅲ级节点）挖潜型3类优化重组模式。     

基于最小阻力模型阜新市城市及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研究

阜新市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产资源枯竭后有很多的“后遗症”,如沉陷、坍塌等地质灾害频现。综合考虑阜新市当前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趋势、社会稳定等因素去确定城市的扩展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规划尤为重要。本文以阜新资源型城市为例,基于最小阻力模型对其城市及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进行研究,为其转型发展在用地选择上提供理论依据及决策支持。通过对资源型城市及农村居民点空间发展分析,从交通设施、矿产资源、地形地貌、土壤土质、灾害防治、土地利用类型及水体6个方面对阜新市城市与农村居民点发展建立阻力面,通过栅格计算得出阜新城市及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综合阻力面。利用ArcGIS提取阜新市584个农村居民点的阻力值,对其发展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阜新市的农村居民点中有40个需要优先整治,主要集中在阜蒙县与主城区南部及东南方向相邻地区;重点发展地区主要位于阜蒙县与主城区北部相邻的农村居民点及阜蒙县东部地区的居民点。利用ArcGIS下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阜新市城市用地扩张累积阻力面,得出适宜城市发展的区域,并通过城市发展的辐射通道,得出城市扩展的适宜方向及战略点为阜新市的大固本镇和东梁镇与伊吗图镇交界处附近。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家庭生计资产评价入手,探讨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对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资产进行量化分析,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②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仅为24.66%,资产均衡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比例高于资产缺乏型农户;③宅基地属性、农户对住房满意度、户主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对资产缺乏型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性影响,而影响资产均衡型农户流转意愿因素依次为宅基地属性、非农收入比例、宅基地财产经营性收入、家庭生计资产值。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提出了相应对策: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允许宅基地有限度的流转,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开展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得到逐步提高。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农户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识别农户的不同政策需求和阶段演变规律。本文阐释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综合影响和具体影响机理,并运用四川省典型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家庭生命周期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住宅需求、劳动分工和供养负担3个方面;②家庭生命周期的复合影响在于,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随家庭生命周期演变呈“N型”（即低—高—低—高）变化趋势;③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中成长核心家庭更关注子女教育和家庭资本积累,成熟核心家庭更倾向于城镇迁移,扩大家庭Ⅰ更在意供养能力提升。因此,政府应当在普适性政策下采取差异化措施以回应农户不同家庭特征和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政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