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牧民生计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为例

论述了草原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内蒙古干旱 、半干旱传统草原牧区牧民生计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其中,脆弱性主要体现在自然灾害、生态压力等方面,而不稳定性表现在牧民收入过于单一、生产生活支出的骤增和个人消费观念的转变等有关,以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为例,对该区域的牧民生计情况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影响牧民收入的几...     

草场流转对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原生态和牧民生计影响研究——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M嘎查为例

干旱半干旱牧区社会生态系统人、草、畜三者紧密关联,草场承包政策阻碍了牲畜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移动,长期而言不但使草地生产力下降,也对牧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草场流转被认为是草场承包之后,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解决草畜矛盾、改善牧民生计的途径之一。作为一种市场手段,流转是否能解决草场承包带来的草原生态和牧民生计困境,对草原管理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试图从牧区人、草、畜关系特征的角度,在案例地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搜集相关资料,深入剖析草场流转给牧民生产生活和草原生态带来的影响,探讨用市场方法整合草场、恢复牲畜移动存在的问题及背后的原因。研究表明,草场流转在一定程度上能协调草场承包到户后产生的牲畜对草场的需求与草场供给之间的矛盾,草场整体的放牧压力稍有缓解,牧民生计有所提高;但是却造成草场内部放牧压力转移、被流转草场过度利用,贫困户因无法转产而无法根本改善生计,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此外,草场流转后组用草场的富户虽然移动距离有所增加,但是空间仍相对固定,牧户关系更加独立,仍然使其难以灵活应对自然灾害、政策变化等带来的风险。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对牧民的影响分析

回顾了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以来的情况,分析了生态保护对牧民的影响,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农户对新能源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520份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能源技术应用行为1520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户对新能源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性别、文化程度、从事工作、个体开放程度、对新能源的了解程度、家庭是否建立沼气池、人均耕地面积、收入主要来源、是否通上水泥路、用电情况、所在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农户对新能源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大城市读书工作、家庭年收入水平、是否有文化场所、所在村是否属于城镇郊区、是否有便民电器维修部、所在村居民收入水平对其影响不显著。     

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的影响分析——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

对四子王旗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了四子王旗禁牧政策颁布以来的实施效果和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探讨该政策对植被恢复及当地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针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牧户非农就业生计的影响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中国保障生态安全和牧民生计的重大举措,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其对恢复草地生态的影响,对牧户的适应策略和生计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和包头市为例,探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牧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2008—2015年的牧户调研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① 虽然补奖政策对多数牧户的非农就业和收入起促进的作用,但没有显著改变牧户以畜牧生产为主的生计方式;② 补奖政策与牧户非农就业和收入呈现倒U型的关系,补贴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收入增长而导致休闲需求增长的效应。这些发现不但揭示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牧民生计的影响,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生态补偿的实践及其政策取向

生态补偿是当前生态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广泛采用的政策措施。我国的生态补偿措施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的起始阶段和9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发展阶段。在起始阶段,我国主要是针对矿产开发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森林的公益性进行探索性补偿;在快速发展阶段,补偿范围拓展到大型生态建设工程、农村新能源、农田保护、水资源利用等方面,政府投入力度也明显加大。从当前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补偿范围过窄,融资渠道单一,补偿标准不合理和基础性支撑制度缺乏等。基于这些问题并参考相关的国际经验,本文提出了逐步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即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优先序,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因地制宜确定补偿标准,使监管与评估社会化,以及逐步完善生态补偿的基础支撑制度。     

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机制及其政策建议

构建流域补偿与流域环境保护的互动关系对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流域保护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流域补偿的核心内容应该包括流域补偿的原则、对象、范围、标准、机制和立法等。在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中小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市场形成的4个条件和运行机制。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以“水权交易和异地开发”相结合的补偿模式，是市场与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以市场推动为主的“水权交易”模式在一定能够程度上促进了流域补偿与保护的关系，而以政府推动为主的“异地开发”模式，流域补偿与保护的关系脱节。因此，认为市场在流域环境保护与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流域统一管理与协调，明晰水权和制定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与立法”等政策建议。     

草原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以呼伦贝尔为例

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提出与发展,是协调景区旅游业发展与旅游地生态环境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和科学管理方法。依据草原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基本内涵,构建了由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三个承载子系统构成的草原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呼伦贝尔草原2005--2012年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进行量化测度与系统分析．指出了制约呼伦贝尔草原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效应分析——以新疆为例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尚处在初期阶段。作为资源大省和欠发达地区,新疆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艰难选择。文章对新疆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的生态补偿政策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针对新疆生态利益存在较强的外部性的客观事实,提出了中央对新疆进一步给予政策和资金的倾斜的建议。     

内蒙古羊草大针茅草原的地上生物量稳定性与补偿性研究

中国北方典型草原的地上生物量与气候的相关性已经有很多研究，多数注意到草原地上生物量的波动性，但尚未分析典型草原系统又能长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力机制，而该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草地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本研究根据中国北方广泛分布的羊草大针茅草原24年的定点监测数据，分析降水量变化引起草地地上生物量的波动性，其波动幅度不如降水量波动幅度大，说明群落生物量存在一定的稳定性。为研究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机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24年样方中出现77种植物的相对生物量，结果表明有31种植物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可能在这些种对之间存在着生物量的补偿性。通过分析这些种对间的补偿性，可以看出优势种与亚优势种、优势种与其他非优势种、非优势种之间均存在着补偿性；发生在多年生草与多年生草之间或多年生草与半灌木之间生物量互补较多，说明群落的稳定成分之间的补偿性较强；补偿性主要发生在典型草原群落中的旱生与中旱生植物之间，发生在中旱生与中旱生植物之间的生物量补偿性位于第二，而中生对于中旱生的补偿性位于第三位，这与草原植被组成、降水量变动均有关；种之间的补偿性发生在最多的是禾本科与其它科的种之间，其次是菊科与其它科种之间。总而言之，羊草大针茅草原的地上生物量随降水量的波动性较强，而其又能维持相对稳定性，依赖于群落中的植物种类之间的补偿性。     

内蒙古农牧交错区耕地流转实证研究——以太仆寺旗幸福乡和千斤沟镇为例

耕地资源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最基础的物质条件,而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农业劳动力析出和气候灾害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耕地流转进程和农户生计。为了研究退耕还林政策、种粮补贴政策、农业劳动力转移等与耕地流转之间相关关系,本文选择内蒙古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和幸福乡两差别显著的乡镇作为研究区域,采用访谈式调研获得农户家庭基本情况、适应能力和区域自然灾害影响情况等第一手数据,选取农户成员特征、家庭资源配置和经济特征方面共计15个变量,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基于微观经济主体农户的耕地流出模型。幸福乡由于土地质量较差,农户对耕地较强依赖性,以及缺少企业蔬菜种植基地园区,耕地流转进程受阻。千斤沟镇耕地流出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务农人员平均文化程度、打工人数、家庭拥有耕地面积、租地收入、农业收入比重和家庭收入水平能够促进农户流出耕地,而农业收入比重则抑制了农户流出耕地的行为。论文构建的耕地流转模型揭示了影响农户耕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有利于深入探索促进耕地资源有效利用以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途径,同时也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和粮食直补政策提供参考。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初探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对于避免规划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有着重要性的战略意义.基于生态安全来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充分体现土地利用规划格局影响生态学过程的作用机制.本文以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区域-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及其评价方法,并基于GIS对研究区进行了土地利用规划前后的环境影响评价,得出如下主要结果:①土地利用规划前(2000年期间),研究区有一半以上的总面积处于土地沙化和土壤侵蚀的危害,中西部地区的土壤侵蚀和东部地区的土地沙化依然严重,需要采取严格的水土保持和防止沙化措施;②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实施调整后,研究区平均生态安全指数为4.13,处于生态较安全等级.研究区内没有生态不安全区和生态极不安全区分布;③评价结果能反映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说明构建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与评价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