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老年教育供给的必要性、可行性与策略探究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学习意愿强烈,老年教育供求矛盾突出。治理时代呼唤着社会组织嵌入老年教育并参与老年教育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参与老年教育供给是回应老年人学习愿望、增加老年教育供给、优化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治理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要求。治理时代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与政策环境。社会组织因其灵活性、公益性优势以及较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而具有参与老年教育供给的可行性。在参与策略上,政府要给予社会组织参与老年教育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同时加强监管职能,建立声誉机制;社会组织要以社区为主要场域,推动组织增能,回应老年人学习需求,打造品牌,主动公开信息;各级老年大学(学校)要积极主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引入项目,参与对社会组织的评估。     

转型期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逻辑、实践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是理解当代中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主要就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逻辑前提、行动路径、内容与机制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土壤中生长和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从一开始就深刻嵌入到教育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并在"国家主导"的框架下,循着"补充式参与"的路径,在参与国家宏观教育决策、地方教育创新和学校治理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治理的语境中,社会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本身就构成对教育治理的回应,其本质意义在于建构教育治理话语、型构教育治理格局和增益教育治理效能.从更深层次角度看,这种"回应"也拓展了教育治理的公民视角.为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实践,需要重塑对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认知,推进社会组织内涵建设,创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依法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教育督导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的使命担当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教育需要构建一个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机构,治理方式由传统的内部垂直式管理向现代的开放横向式治理转变。推进的重点是引入社会参与治理的机制,激发社会参与治理的热情,提升教育治理的有效性。教育督导在教育决策、执行、监督闭环中具有既相对分离又协调运转的地位优势,应该发挥其在行政监督和社会公众参与教育治理中的枢纽作用,体现科学性和权威性,为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承担应有的使命。     

教育治理视角下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政策与成效分析

以多元主体和协调共治为核心特征的教育治理,在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政策与成效中愈发凸显。目前,我国初步构建了国家与地方联动,教育部、工信部、科技部等跨部门、多主体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并取得了资源建设的全覆盖与多样化、环境不断优化升级的阶段性成效。为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回应社会关切,建议创建以教育信息化为载体支点,支持多元主体共治的参与机制和政策环境,国家层面发挥宏观引导作用,各级各类政府联动互通,企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发挥灵活的制度优势和平台作用,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等主体充分参与和对话的教育治理新生态。     

现代教育治理语境下地方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机制研究

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高校自身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首要障碍和难解问题是机制建设。同时,教育信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及社会组织的协同努力,而多元参与恰恰是教育治理的显性特征。从现代教育治理理论视角出发,基于“政策支撑机制—内部建设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分析框架,从夯实外部支撑服务、提升高校治理能力、汇聚社会潜在能量等三大方面阐述信息化推进机制。     

美英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方式、共性及启示

社会组织是研究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美英两国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可以发现,两国社会组织在参与本国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上虽有所差异,但在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开展研究生教育咨询服务和多途径参与政策制定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借鉴美英两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方式,加快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既需要多元主体以协调思路助推社会组织长久发展,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元治理"作用,培养单位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内部质量保障,更需要社会组织主动作为。     

国家与社会组织对留学文凭的共同监管——以民国时期的汉密尔登文凭案为例

近代社会转型急需大量的法政人才,在国家与社会共同推动下,留学日本及欧美的法政学生激增,"野鸡大学"、"速成班"与函授大学大行其道,贩卖"汉密尔登"假留学文凭猖獗。近代国家采取多项举措应对,取得一定效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假冒现象。国家授权包括律师公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参与监管,但在南京国民政府以前仅流于形式。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政府改变了以往"司法不党"传统,对律师公会进行了改组,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与积极性。在国家与社会对留学生文凭共同监管中,上海律师公会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关国家机关不仅切实地配合了留学文凭监管,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共同监管与治理中的良性互动,有效地治理了近代留学生文凭的泛滥与假冒现象。     

基于社会治理的教育政策制定的回应机制

在治理语境中的教育政策制定,是一种以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以实现与教育政策相关的不同主体间利益"最大公约数"为宗旨。教育政策制定的回应机制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由回应主体、回应客体、回应渠道、回应反馈等方面构成。设计适应社会治理的教育政策制定回应机制,首先,应加强体现治理理念的教育政策制定回应平台建设;其次,进一步完善教育政策制定主体间的信息畅通渠道;再次,建立与完善教育政策制定回应机制与制度;最后,创新对教育政策制定回应的监督和绩效评估机制。     

从新高考透视我国公共教育政策走向

新高考政策旨在扩大学生的选择权、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增加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实现高考政策从选拔到兼顾育人的价值转型。在公共政策的复杂实施系统中,"选科走班"在高中学校的实践中表现为"选科容易走班难"、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高校招生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参考、部分省份放缓执行新高考政策的节奏。从高考政策变化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发现,政策影响利弊各有:其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难度加大,执行效果亦受限于政策执行决策空间和专业模式;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取得突破,"专业+学校"招生模式给予高校专业化的空间;高中教师短期内工作难度、强度增大,但其专业发展将长远受益;高中学生成为新高考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其个性化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新高考政策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决策权限、明晰分权合作共治框架;教育治理须尊重科学规律,纵向上健全国家公共教育决策机制;引入教育政策执行评价,逐步确立公共教育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评价的平衡机制;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协同社会治理的机制,引导民众力量有序参与公共教育治理;顺应新公共管理发展趋势,引导新高考决策体系走向教育善治。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监测的治理机制及责任网络构建

建立高等教育评估监测治理机制是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支撑。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监测面临着统归教育督导体制、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宏观制度变革。在改革进程中,高等教育评估监测应完善政府分级治理,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建立专业机构跨区域运作机制,构建服务准市场机制。为应对潜在的治理失灵,高等教育评估监测应深入推进改革,规范并明晰各相关主体的治理责任,构建更加全面的责任网络。政府、高校与社会应协同发挥治理效能,共同推进高等教育评估监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价值冲突中的教育公共治理结构调整

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主要价值冲突为效率与公平、个人权利与共同善之间的冲突,它们影响着教育公共治理政策的调整,决定着教育官僚制结构改进策略的走向,为此,教育公共治理需要做出结构上的改进以适应价值冲突的需求。     

政府的基本教育责任:供给“公平”的教育政策

现代政府的基本教育职能之一是供给保障教育公平的有效率的教育政策,并作出相应的教育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我国宏观教育政策活动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高等教育偏向、公办教育偏向和精英教育偏向,教育政策制定主要是以"自上而下"精英决策为主,难以全面保障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公共参与以及教育利益分配、公共参与的公平性。政府有责任供给"公平"的教育政策,推动建立教育的公共治理模式。     

高等教育治理的中间机构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和方式都在发生着显著变化,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建设高效、廉洁、有限的政府,实现良好治理,是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而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也是随着政府治理方式的变化而改变的,尤其是出现了治理中间机构.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公共治理

在体制内萌芽和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存在自主性不足、社会合法性缺失、运行机制不畅、专业化程度不够等诸多问题。由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社会体制不健全以及社会自主自治程度不高,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适宜采用准国家合作主义与社会合作主义的双重混合模式进行公共治理。需要以"民营官督"为核心重新定位政府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行政关系;建立政府与行业参与的双重管理制度来完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外部治理结构;通过政府设立发展基金与购买服务、实行问责制以及建立内部董事会来完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     

我国自学考试政策运行机制初探

本文认为,自学考试作为一项国家考试制度,其政策制定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的属性,因此参考公共政策的机制运行过程有助于解决当前自学考试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目前,自学考试在制定和调整政策过程中,应逐渐建立包括利益协调、组织制度运行、评估反馈等在内的政策运行机制。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改革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视角

新公共管理所蕴含的理论原则和所带来的治理模式与责任体制为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改革提供了理论参照和经验借鉴。传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具有目标政府主导、价值效率偏好、内容片面性缺陷的特征。在新公共管理的视域下,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走向包括政策制订、政策执行、质量效果评估的系统性变革。     

政策工具选择的“新治理”视角

政策工具的选择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着重要意义。基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先后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视角、新公共管理视角和“新治理”视角。伴随着“新治理”范式兴起的政策工具选择的“新治理”视角不仅是对以往研究政策工具的“工具论”视角的超越,而且将政策工具提高到了公共治理的高度,提出了注重公共行动相关参与主体的有序合作的新要求。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在应用该理论时应注意考查其与国情的适应性,从中提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元素。     

耦合与调适--政策协商在公共治理实践中的适应性分析

公共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政策协商主体的包容性、参与的广泛性以及议题的开放性,耦合了公共治理平等性、公共性和多元性的价值旨归,并与公共治理构成了实践互补。但是,长期存在的政府权力中心思维惯性、协商主体价值本位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分歧等问题所导致的主体间话语权不对称、政策公共性缺失以及对多元利益兼顾失败的情况,构成了对政策协商治理成效实现的现实考验。为此,需要从政府法律权威与制度规范构筑、社会民主氛围与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理性思维与协商能力提升三个方面,推动政策协商在公共治理实践中的自洽与融合。     

Reform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education has been thrust into the limelight by policymaker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recent years. Reform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thus has become a norm for both city-states.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compare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university reforms in both city-states. It argues university education, as a public policy area, is not immune from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such concepts as accountability, performativity, quality assurance and market relevance, which prevail in a wider policy context of public sector reforms and governance change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s university reforms are similarly extensive, ranging from the admission mechanisms through to the governance and funding systems. This article has four main sections. The first sketches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the changing state-university relationship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second reviews and compare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university reforms in both city-states. The third turns to assess the impacts of the reforms on university stakeholders. The final section is the conclusion.     

全球治理与教育变革:跨国与国际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大多数教育政策研究仍然把教育政策主要放在国内政治而非国际政治的舞台中进行研究。本文吸收了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和公共管理领域最近的研究成果,指出国际的、地区的和跨国的行为主体及其政策过程的影响力正在增长,理应得到教育政策研究界的高度重视。政治科学中的全球治理研究或许能为关于跨国和国际的行为主体及其政策过程的教育政策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同时,提醒我们更多地关注新的国际行为体和新的组织与协调方式,更加深入地思考规范化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民族国家对教育中的共同国际利益的认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