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虢姓与上阳考

虢起初是今陕西宝鸡一带姬姓小国,史称西虢。周灭殷商后,虢氏兄弟中虢叔被封到今河南荥阳一带,史称东虢。平王东迁前,西虢迁至今黄河三门峡一带,史称北虢,又称南虢。南虢灭亡之后,后人分别以虢、郭、上官、尚等为姓氏。古上阳城在今黄河岸边陕州老城外东北部。     

巧记“三十六计”

请先读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关尸,击魏连伐虢。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东南有两个山水相连、相互依存的小国,一个叫虞,在现在平陆县的东北一带,一个叫虢,在现在平陆县东南靠三门峡一带。这两个小国的祖先都是周的后裔,它们相处的十分和睦。 晋献公在灭了耿(今稷山县西南)、霍(今洪洞县西北)、魏(今运城县)以后,对虢虞两国觊觎已久,然而却找不下合适的借口。那时恰巧虢公丑好兵,两国在边境上时常出现争端,晋献公就想乘机讨伐虢国。一天他向大夫荀息说:“现在可以讨伐虢国了吗?“荀息说:“现在虞虢两国关系很好,若伐虢,虞必相救;若攻虞,虢定救援。”晋献公向荀息征求伐虢的计策。荀息说:“我听说虢公好色,如果咱们多送给他一些美女玩物,他就会沉迷女     

班簋补释

在前辈学者对《班簋》考释的基础上,通过对铭文的语言学审视,综合运用偏旁分析法、二重证据法和语法规则,发现“铽人”即《诗经·小雅·采芑》“钲人伐鼓”之钲人,并结合训诂资料及《周礼·地官·鼓人》所记“鼓人”职责,探得“钲人”是在将帅指令下通过击打钲鼓向军队传递行止命令的官吏;通过《班簋》铭文、周人观念、《诗经》原文和孟子解诗的比较,求得“天畏否畀屯陟”中的“天畏”是一个定语后置式的名词短语;通过“天畏否畀屯陟”与《周书·多方》“惟天不畀纯”对勘,从语境与行文的角度,证成《班簋》铭“天畏否畀屯陟”之“否”当读为“丕”、训为大。     

也说“辅车相依”

《吕氏春秋·权勋》:“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东汉高诱注云:“车,牙也。辅,颊也。车辅相依凭得以近喻也。”《左传·僖公五年》:“虢,虞之表也。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晋杜预注云:     

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批铜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利簋》,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征商,住(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易(锡)又(右)事利金,用乍(作)(?)公宝(?)彝。这是历史上记载武王伐纣这件大事最早的珍贵资料。本文试将个人学习《利簋》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谈谈有关牧野之战的几个问题:1.于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和《利簋》铭     

《班簋》考续

该文通过对班簋铭辞释读的语言学审视,发现“遣令”的“遣”不是前人所说的人名而是个表“舍”“施”义的动词;“惟乍昭考爽谥曰大政”的“乍”应破读为“则”、训为“效法”,“爽谥曰大政”为名词“考”的后置定语。     

代词,还是助词?——谈古汉语中标志宾语前置的“是”和“之”的词性

古代汉语叙述句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左传·僖公四年》) 将虢是灭,何爱於虞?(《左传·僖公五年》) 秉国之钧,四方是维。(《诗经·小雅,节南山》)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     

《穆天子传》与西周社会

周穆王时是西周社会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穆天子传》一书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关于此时期社会状况的有关资料。根据《穆天子传》及其他诗书铭文资料，可以看出，穆王前少有“天子”之称，穆王起称周王为“天子”则开始普遍化；穆王前周人有美号而少有死谥，穆王时开始死而后谥，以后渐趋普及，成为周人特色，爵礼之制也在此时完善；穆王前，周人在社交场合不见赋诗寓意之举，穆王时赋诗酬唱则正在成为一时风气。可以说，真正的周文化正是在穆王时期奠定其基础并逐渐成型的。     

“三十六计”在我班

“三十六计”是我们班很多同学的掌中至宝,应用得如鱼得水,我们班随时可以找到它的身影。“假途伐虢”———曹蓉蓉“假途伐虢”之计运用得最得当属曹蓉蓉。此人一时三变,特别是对我们这伙她的对头而言,她盛怒时的话绝对不可信。比如那次上课时,因我同位李昊元当着老师的面“声讨”了一番老曹的严酷与偏心———重女轻男。下课,她率领大军南下,来“讨伐”李昊元。李昊元见势不妙,钻到了桌底,且请我在外面代为“抵挡”一阵,我也只好不计后果,勉为其难,为朋友两肋插刀三分钟。没想到老曹的脸忽地阴转阳光灿烂:“喏,这是你几次都借不到的漫画书…     

浅谈郭璞的《穆天子传注》

《穆天子传》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郭璞首次为之作了全面、系统的注释。郭璞的《穆天子传注》用多样化的注释形式解说文本,其注中保留了丰富的先秦两汉时期的古籍资料和魏晋时期的语言资料,注释中重视异源资料的价值和相互印证,而且论断严谨。郭璞的《穆天子传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出郭璞严谨、诚实的学术精神。     

齐国初封时的疆域

太公封齐是周人在原商王朝疆域边缘设置的战略重镇,后因三监之乱,周公扩大了齐的征伐范围。《史记·齐太公世家》言齐国“东至海,西至河,南到穆陵,北至无棣”的范围原指授权太公征伐的范围,而非齐国实际控制的疆域。后来齐人因彰鼎武功,将征伐四至的地点设置在本国之内,才形成现山东地区的无棣、穆陵等地名。     

被误读的王者之巡——论《穆天子传》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穆天子传》塑造的穆天子形象纵横马上、巡行天下,追寻权力、财富、爱情和长生,超越了帝王的命运,也超越了以农耕文化为本的华夏正统儒家文化的范畴。从不同文化差异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游牧文化时期的英雄理想,而非农耕文化时期的帝王典范。这种文化问离性或许正是穆王在后世颇遭误解和非议的原因。     

郭子兴及其后裔与滁阳王庙祭祀

郭子兴可谓朱元璋的“伯乐”,死后被追封为滁阳王,其后裔的生死问题扑朔迷离。有观点认为郭子兴有第四子名郭老舍。明孝宗时,郭老舍之后郭琥取得了滁阳王的奉祀权,引发宥氏为首的庙户的不满。围绕着郭子兴第四子郭老舍真伪,郭老舍后裔与宥氏纠缠不清,最终以郭氏的失败告终,从中不难窥视朱元璋的真实意图。     

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注商两则:"东犬西吠"、"公子"

新编高中语文第二册的“东犬西吠”不应解释为一般的陈述句：“东家的狗(听见西家声音)就对着西家叫”,而应理解为互文：“东家的狗和西家的狗相互在叫”;第三册中的“公子”不是指湘君。而是指湘夫人。     

文学审美的新视角、文化现象的新窗口--试论《穆天子传》对自然的关注

<穆天子传>对穆王一行人所见之山川、物产进行了细致记叙,有的景物描写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句式整齐,颇具<诗经>之特色,这说明<穆传>作者已有意或无意地把自然做为文学审美观照的对象.此外,本文还审视了这些对自然关注的文字所体现的诸多文化现象.     

钱穆论政学关系

国家和教育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以著名学者钱穆的著作为中心,考察钱穆对中国历代政学关系的看法。钱穆的主要论点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一个社会自由教育的传统,历代政府对于民间私办教育多半采取优容态度。学术领导政治,更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特色;学人的统治,从汉代以来形成中国政治的独特格局。在政和学的密切联系中,"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君统",又是宋明以来儒者的主张。立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钱穆反对近代中国政府干预教育,呼吁应当给予教育独立自主的空间。钱穆的论述,显示出近代中国盛行一时的教育独立主张,不止是欧美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也有其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     

对朱子理气“一元 ”“二元”争论的看法

在朱子学研究领域,“一元”与“二元”的争论由来已久。钱穆虽然提出了“理气一体浑成”的理论,但并没有解决这一纷争。中国传统思想中只有“元”或“一元”的理念,而且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根本就没有如西方一般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朱子虽然一再强调理气不杂、理在气先,但说到底不是为了真的分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而是为了相对于“气”而突显“理”的优先属性。因此,绝对不能说朱子学是二元论,即便说朱子学是一元论,也应做好概念分疏,以免用西方学术语言“肢解”朱子学。就此而言,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确实对朱子学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所见地。     

时空纠结下的西比尔神话——对也斯《玉杯》的文本细读

也斯是香港著名的小说家,他的《玉杯》是对周穆王故事进行的现代改编,他在文本中采用了空间化的叙事策略,文本空间是在对神话的改编中建构的,叙事空间体现了戏剧性。作品具有时间感,是主体的一种本能体验。穆王这个形象具有否定性,是为了完成都市话语指涉而设计的,表达了现代人对现实的关注和体认。作品具有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