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基本途径

犯罪是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是现代社会的一大毒瘤,对群众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我国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来预防犯罪,如法律威慑、刑事惩罚、普法教育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的发生。这说明犯罪预防是具有可能性的,但犯罪预防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还是有差距的。为了缩短这一差距,就需要实行更有效的犯罪预防措施。     

论《大学》的作者时代及思想承传

<大学>为特重德性德行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的曾子学派的作品,其文本完成于战国中前期至西汉初期二三百年间.<大学>秉承了二王三代圣贤一以贯之的实践和学思传统,由此具备了上升为儒家经典的思想基础.经过董仲舒、韩愈,特别是朱熹、王守仁的阐扬,<大学>在中国历史社会中发生了愈益重大的思想影响.     

朱熹的“触类可通”方法辨析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朱熹生活的宋代,自然科学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朱熹本人对自然科学也较为关注。科学作为哲学发展的根据之一,宋代的科学成就必然要曲折地反映到朱熹的哲学中来。正因为这样,朱熹的思想较之以前的儒学,要深刻和非富得多。同时,正因为朱熹的思想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他的方法论尤其引起人们的注目。本文拟通过对朱熹的“触类可通”方法的分析,探究朱熹哲学的某些特点,并由此引出对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一点思考。     

朱熹《大学》研究之创见与迷失

朱熹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大学》,所以要正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就必须了解他高度推崇《大学》的文化意蕴与思想意义。文章通过对朱熹《大学》研究之创见与迷失的认真梳理与仔细分析,揭示了朱熹将《大学》分经传是为了便于“格物补传”,而朱熹之所以要将自己的“格物传”塞进《大学》,说成是为《大学》所补的“格物传”,实质上是为了“化己说为经典”,确立自己一家之言的绝对权威地位。     

朱熹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

历史文献学研究是对历史文献的辨伪、考证与校释。朱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历史文献的辨伪、考证、校释、辑录与评价上。朱熹一生孜孜以求,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方法,在历史文献学上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朱熹的历史文献学成就进行阐述。     

朱熹童蒙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朱熹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十分注重道德教育,尤其是童蒙道德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背景下,朱熹的胎教思想,及早施教、量力施教、因材施教的理念,以及注重道德榜样作用的思想,都有其合理的成份。他的这些思想对其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对今天的童蒙道德教育也依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论朱熹诗学的理论统一性

朱熹的诗学思想有着表面上的矛盾性,且又与同时代人的观点大异其趣.朱熹把对诗学的思考放在了他的理学框架之内,使"文"道"范畴具有了"理气不二"的性质,既否定了文道相妨论的局限,又避免了互用论可能带来的理论误区,并且赋予文学以坚实的道德理性基础.     

犯罪预防简述

犯罪预防是犯罪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它是犯罪学及整个犯罪科学的最终归宿.犯罪预防能否取得好的效果,预防方法与预防手段的选择尤为重要.刑罚本身并不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最佳方法,预防犯罪最有效的对策是能够消除犯罪原因.     

宋明理学若干特性的再认识

对朱熹和张载哲学有三种代表性的诠释范式:冯友兰式、牟宗三式、张岱年式.他们难免有以西套中、强求逻辑义理的一贯彻底性所带来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弊病.宋明哲学除了综合佛、道,还综合汉代、魏晋以及先秦诸子思想.多种思想来源和新的"综合",使宋明哲学、理学体系往往呈现内在矛盾,天道观与心性论的矛盾更为突出.理学与心学亦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天道观转到以心性论为主轴,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至朱熹晚年基本完成,到王阳明才彻底完成.如何如实地揭示宋明哲学的内在复杂性及特质,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