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陆游咏梅诗中的“一”与“多”

在陆游168首咏梅诗中,采用了"一"与"多"的对举(对立)这种艺术手段,"一"与"多"的形态通常是以梅花与它物、时间与空间的组合方式出现;部分咏梅诗中梅花数量的多少与情感表达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即梅花繁多时陆游情感表现出乐观、豪放之情,梅花数量较少时陆游情感流露出孤独、寂寞之感。通过陆游咏梅诗中"一"与"多"的研究,对充分领悟诗人坚强面对生活、乐观对待挫折的精神,对深入理解和把握陆游的整体诗风都有所帮助。     

“诗画一体”论与“诗画异体”论的媒介纷争

关于诗画关系的"诗画一体"论与"诗画异体"论的纷争,古往今来一直没有停止。"诗画一体"说以诗画融合为美,而"诗画异体"说则认为诗画以分离为美,两种观点看似各守一端、相互冲突。实际上,二者之间争论的焦点是针对诗和画的不同媒介展开的,然而无论取哪一端,都会发现它们都承认诗和画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和目的——情感寄托。     

给诗人们讲王书怀

当下的诗坛的确有太多让人哭笑不得的热闹: 一个做诗软件,亦称"做诗机",在网上广为流传,置换不同的字、词,就会有不同的"新诗"面世;     

“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述评

作为一个独特的校园诗人群体,"西南联大诗人群"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研究。目前,关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研究是零碎而不完整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被忽视,与诗歌领域的"流派研究"范式密切相关。"九叶诗派"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存在。另外,资料的难以收集和缺乏也是"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情感和文字的来回中走进诗人生命——评顾淋丽执教的《当你老了》一课

评析英国著名诗人叶芝《当你老了》一诗的教学,认为这堂课是"三方的语文",是情感发生的语文课。而只有当课堂学习的是语文,课堂发生了与语文内容相应的情感体验,"情感类文本"教学才能引发学生真正的学习。     

《琵琶行》赏读三部曲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全诗文字平易,情感真挚,奇境迭出,珠玑纷呈,真可谓妙不可言.怎样引导学生品其妙处,悟其妙道呢?我在教学时设计了赏读"三部曲",即序诗对读、"诗眼"悟读、美点品读.     

塞林格小说中的"萨福"

由于历史久远的原因,古希腊诗人萨福的生平和创作给后人留下很大的想像空间。在塞林格的小说世界中,"萨福"和她的诗所代表的是一个尊重个性与情感的世界,寄寓了作者藉"萨福"之名,为现代生活创造一种新秩序的用意。     

把握诗人情感的六个思维点——诗词"情感"类鉴赏题型答题思路

诗是情感的外化,诗中必然会倾注诗人强烈的情感.近年来,诗词"情感"类试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考试题中,2009年高考全国18套试卷中就有11套直接考查了对诗词情感的把握和评价,情感鉴赏题型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了.     

《文艺复兴》与“中国新诗人”的出场

作为1940年代后期诗歌生态的忠实记录者,《文艺复兴》在战后积极推出了一批"中国新诗人"。其中既包括借《文艺复兴》这个平台,完成在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集体亮相的"九叶派"诗人;也包括以李白凤、史卫斯为代表的,一些在1930年代即已成名的"现代派"诗人。因此回到《文艺复兴》这个历史原点,不仅跳出了现有对于"九叶派"在1940年代的集聚过程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窠臼,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现代主义诗歌如何在1940年代特殊的社会文学环境中,求得一定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生动实例。     

真灵性与逝水情的诗化律动——徐志摩爱情诗的情感脉络

徐志摩的爱情诗有着独特的诗学内涵,其诗情、才情、爱情的多维图式,是他独有诗思、诗情、诗性在20世纪中国爱情诗尚未成熟张扬背景下的一种魅力彰显。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茵、陆小曼的爱情纠葛,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爱情范式,即徐与张的"媒妁恋"、徐与林的"知己恋"、徐与陆的"素性恋"。三种爱情范式的变异形态虽不尽相同,但情感内质的纯洁,转换方式的健康,认知态度的严肃却是相同的,其间倾满着诸多社会、家庭以及文化的无奈阻隔和冲破阻隔的抗争与斗争,有着波澜不疲爱情灵性的诗化律动。这使他的诗作既引领时代,又确立自身诗界席位,更留下何为纯诗珍品思考空间的重要一翼。     

论张先“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北宋初期张先词中所呈现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主要表现在酬唱赠答的实用功能、士大夫情感的抒发和化用诗句入词的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以诗为词"的张先词具有一定的诗的情思、品位,典雅、厚重,同当时词坛上流行的以柳永为代表的俗词有很大的不同。张先"以诗为词"不仅在词从晚唐五代、北宋初期到北宋中后期的过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苏轼"以诗为词"历史任务的最后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因此对于张先词的意义及其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欧阳修滁州“酒诗”研究

欧阳修在滁州诗歌中钟爱"酒"意象,写下许多"酒诗"。欧阳修的滁州"酒诗"蕴含丰富的情感:游山赏水以酒助兴、聚散离合以酒消愁、感时伤逝以酒为伴。欧阳修在滁州多写"酒诗"的原因有:传统文化中诗与酒的相融,欧阳修擅长借酒抒怀,被贬滁州的特殊际遇。     

“对话”与“代言”:“三吏”、“三别”的两种叙事形态

杜甫在“三吏”、“三别”中是以诗人的眼光而不是以史官的眼光来叙事的。“三吏”、“三别”分别给古代叙事诗提供了“对话”、“代言”两种叙事形态,形象地表明了杜甫的叙事立场和情感态度。“三吏”、“三别”虽以“时事”入诗,但其所叙之“时事”经过“意化”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增饰”和“凿空”。将诗与史打通的跨学科研究,应是将两置于一定的社会化生态环境中,探讨诗与史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而不应是诗与史“互相印证”的研究。     

以“空”为眼解读《山居秋暝》

诗眼是古典诗论中诗词创作和鉴赏的重要概念。古诗教学可以把"诗眼"作为主线进行教学设计,以诗眼连缀全篇的内容和情感,探究诗歌的主旨意蕴。《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经典之作,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外还"诗中有禅",利用诗眼对其进行解读可以析意象得山色之"空",感诗眼凝诗境之"空",品诗眼悟心境之"空",在欣赏独特山色中感悟诗人充满禅性的空灵诗境。     

论晚唐诗人笔下的“李、杨”形象

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之所以在后代引起众多文人的浓厚兴趣,首先归功于唐人的创作,唐代诗人在对＂李、杨＂爱情及其悲剧的描写以及对＂李、杨＂二人的评价与态度上,都因时代和诗人情感因素的制约而不同。晚唐诗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情感体验、结合时代的诗歌特色去塑造不同的帝妃形象,使得这一题材越来越带来传奇性、故事性。晚唐诗人一方面有意突出了＂李、杨＂悲剧的结局,一方面增加了社会批判色彩。另一些诗人从两情相悦的角度描写李、杨之间的一片真情,此外,也有许多为杨贵妃鸣不平的翻案诗。     

陶渊明诗句“刑天舞干戚”研究综述

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第三句诗究竟是"形夭无千岁"还是"刑天舞干戚",自宋代产生争论以来,到今天这两种说法依然并存。本文主要从上下文义、句式、版本、校勘、"篇指一事"和组诗等六个方面对此论争加以综述,并以"形夭无千岁"为是。     

品味古典诗歌中的“理趣”

就古典诗歌而言,其本质是抒情的,但也有一些诗人不甘拘泥于此,常常将在人生中觉悟出的"理"融进诗中,从而丰富了诗歌的内涵.然而单有"理",没有诗的形象,还算不得真正的诗,那只能是以诗的外在形式所讲的"理".清人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有理语."     

韩愈“余事作诗人”解读

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中的诗句“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曾被北宋欧阳修理解为“尝以诗为文章末事”,这给韩愈研究带来了重文轻诗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从韩愈诗歌文本入手,对“余事作诗人”作全面的解读,并借此对韩愈的文学思想和诗歌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唐代卢仝茶诗对宋代诗人的影响

中唐诗人卢仝所作的茶诗是后世熟知的千古佳作,其对宋代诗人的影响包括显性和隐性两大方面。显性影响主要由宋代诗人对卢仝茶诗的再创造情况体现出来,宋代茶诗大多出现了卢仝茶诗中经典诗句的回音。隐性影响则是表现在宋代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自觉地向卢仝茶诗新颖的题材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两方面靠拢。在题材上以俗为雅,将诗人的情感注入生活琐事,做到生活日常情感化;内容上以故为新,讲究诗歌情趣与心灵隐逸,追求宋代诗人的一片新天地;在艺术风格上,卢仝茶诗中的以文为诗、以奇为诗、以思为诗的艺术特色对宋代诗人的创作风格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