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综论

本文从文学的功能观、特征观、真实观、质文观和演进观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浙东学派在文学思想方面的重要建树,形成了浙东学派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作者认为,浙东学派除了在史学、哲学发展史上应享有重要地位,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也应占有重要一席。     

浅论浙东事功派的人才教育思想——以陈亮、叶适为个案研究

在理学盛行的南宋时期,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派无疑是当时学界的一大亮点.事功派力主经世致用之学,其教育特点突出表现在人才教育的实用性、教育目的的功利性、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教育思想的实践性等几个方面,彰显了事功派人才教育思想的功利性特征,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理学的禁锢和束缚,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镜鉴.     

叶适事功思想中政治治理与道德教化的关系

为了实现政治治理与道德教化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叶适提出了不同于理学的道德教育理论。阐明这一道德教育理论与事功学派的政治治理理念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叶适事功思想有重要意义。通过与理学进行对比研究,在理论源流、方法论和发用三个层面梳理了叶适事功思想中政治治理与道德教化的关系,揭示了叶适事功思想所主张政治善治的理论本质及方法：以义为本,利、义交互;以王道为本,王道和功利交互。这一理论资源对实现我国的政治善治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章学诚与南宋浙东学派

余英时先生考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以为"六经皆史""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从心理层次看,实斋十分需要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他自己的后盾,不然他将无法与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东原相匹敌.""实斋说梨洲的浙东之学较之亭林为源远流长,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这些显然都不免有夸张之嫌."     

黄溍与浙东婺学

黄溍是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亦是生活在浙东婺学盛行的义乌学人。因此,黄溍的诗话思想、文学理念、政治心态和交游情况无不渗透着与浙东婺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他的雅正精神与“婺学”思想更是交相辉映,显示出了元代学者对与浙东婺学的传承与发展。     

黄溍与浙东婺学

黄溍是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亦是生活在浙东婺学盛行的义乌学人。因此,黄溍的诗话思想、文学理念、政治心态和交游情况无不渗透着与浙东婺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他的雅正精神与"婺学"思想更是交相辉映,显示出了元代学者对与浙东婺学的传承与发展。     

秩序重建的政治之维——黄宗羲与近世政治思维的突破

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环境中，文明秩序的重建无疑是儒者致思的焦点。在黄宗羲那里，政治维度的思考构成了秩序重建的中心议题。黄宗羲的思考包含了三个层面：以道德事功为主轴的精神秩序的重建、以天下公义为旨归的法原重构、以混合政体为中心的政制更革。其思想体现了宋明儒学政治思维在数百年时势变迁中保有的相对连续性。同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又使黄宗羲能够以更加透彻的批判眼光提出某些极具突破性的洞见。黄宗羲的思想史地位，正在于以一种批判吸收的双重视角将近世儒家政治思维予以充分展开，从而在儒家传统的同一性、延续性中展现出时代的鲜活感。     

论《宋元学案》对浙东学派的评价 ——以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唐仲友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永嘉学派分两个支流,源头都是二程洛学,一支以叶适为代表,一支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黄宗羲承认倡导经世致用的永嘉之学是为了纠正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同时指出事功之学的流弊有陷入刑名之学的危险.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虽以礼乐制度为主而追求体现于事功之中,同时兼顾主敬涵养,到了叶适将内圣道德视作外王事功之根本,从而修正了薛季宣、陈傅良等人重事功轻内圣的偏向.黄宗羲从其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立场出发,调和了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全祖望以陈亮晚年迎合光宗博取功名为例对其人品节操提出非议.对于浙东学派的同调唐仲友,全祖望肯定其经制之学的思想史地位,并认为朱熹、唐仲友的交恶应该平摊责任.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学习理念的比较研究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关于“学习”的思想非常丰富,在学习理念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泰州学派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传统,永嘉学派同样主张思考,反对盲从。在学习问题上,泰州学派主张有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永嘉学派同样认为学习必须勤苦。泰州学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倡乐学精神,永嘉学派不讲乐,但讲志。对待实践,永嘉学派的实学精神与泰州学派的实践中学刁都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可以说．泰州学派注重的是如何获取知识,怎样获取知识的问题,而永嘉学派所理为关注的则是怎样通过实践性学习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问题。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千秋。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的比较研究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都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刺激下产生的带有启蒙意义的哲学学派,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两个学派学者代表的阶层也不同。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异。对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两个学派的学术主旨与历史影响,从而使两个学派的历史文化成果更好地为今天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理论创新风格的比较研究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在创新的风格方面有其相似之处。可以说,两个学派都有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注重对各种研究成果的接纳,注重对客观现实的分析。但由于创新的历史文化基础不同,现实社会基础不同,因而在具体的创新过程中其创新手段也各有巧妙不同,创新的成果也有很大差异。     

印第安纳学派复杂人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遭遇了新困境。印第安纳学派认为人是复杂的、有限理性的,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变化,因此需要多元治理。高校大学生不仅仅是理性人,他们也会受到互联网、校园亚文化的影响,进而产生不同的动机与需要。基于印第安纳学派复杂人基本理论,分析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复杂性,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也有能够为之提供有益的启示。     

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

自从西方现代性展开以来,就遭受到了内部的理论自我批判,马克思作为同时代"现代性批判"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肯定了现代性进程所推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他对现代性的核心——资本逻辑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批判。马克思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把"现代性批判"推进到生产力批判层面,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了发展。     

近世词学的传承与开拓——浅论朱惠国的词学研究特色

朱惠国近年来在近世词学研究领域多有创获,其学术观点得到了学界特别是词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清词研究方面,首次揭示了常州词派与常州学派的关系,探讨了晚清常州词派与浙西词派的共存与融合;以"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化"为线索,注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晚清民初的词风变化。在民国词研究方面,首次提出"民国词学"的概念,拓展了传统词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注重将传统的实证精神与经学、政治、文化背景相结合,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的基本向度和历史局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提出的批判理论,为早期批判理论制定了理论纲领。早期批判理论的基本向度:批判实证主义;坚持人本主义;放弃无产阶级,坚信理论的批判力量。虽然早期批判理论在革命性和实践性上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新变化中的时代在场。     

科举政治与科举学

科举政治是指以考试选拔为官员主要录用方式的官僚政治.科举时代多数中高层官员由进士出身,而科举牢笼天下英才,不仅能消弭反叛力量,所选拔者尤多报效国家的志士.科举与古代地缘政治、吏治、朋党等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从科举选拔出来,科举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利大于弊.科举政治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促使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文学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起点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契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备受关注。然而,学界却很少注意到这一文化研究形式本身的理论起点。这一理论起点就在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为它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设定了理论的基本框架,还体现了它的主要特点。相对于探索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来说,探索这一学派的文学研究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异趣与关联:一种德育学辩护

政治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长期存在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混同的现象已经给德育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混乱与危害。过于强盛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泛政治化就是其基本表现。政治教育在作用形式、基本内容、目标指向上均与道德教育相异成趣。二者可以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却不能互为取替。道德教育不是为了政治而存在,但有为政治服务的义务;政治不能主宰道德教育,却需要道德教育的支持与助益。学校德育必须淡化过于强盛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并行实施中实现二者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