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研究

随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高等学校章程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不明确等多方面原因,现实中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工作没有很好地展开。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分析,明确提出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为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即公办高等学校主要为政府,民办高等学校为投资举办民办高等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这对于推进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与研究工作,加强和完善我国依法治校及现代大学制度,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论大学章程制定主体

本文在比较中外大学章程制定主体及其三种不同呈现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法理分析,提出我国大学章程制定主体应回归大学本身,并强调探索符合国情的具体形式。     

论大学章程的形式合法性

大学章程形式和实质合法性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支撑。大学章程的形式合法性是大学章程依照已有国家制定法来创制与实施,以期获得对象的尊崇的外在要求。制定权的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是大学章程形式合法性的最基本要素。     

论大学章程的形式合法性

大学章程形式和实质合法性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支撑。大学章程的形式合法性是大学章程依照已有国家制定法来创制与实施,以期获得对象的尊崇的外在要求。制定权的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是大学章程形式合法性的最基本要素。     

当前大学章程制定主体论析

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是指行使大学章程表决通过权的机构。根据相关法律规章,可以推定大学举办者是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当前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和大学都在履行制定大学章程的职能,大学往往由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及其常委会或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表决通过大学章程．这些机构作为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有一定的理由,但均不合适。只有大学作为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才可能充分体现大学办学主体的地位。但大学作为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面临着具体执行机构的问题．有关于此还需多方探讨。     

大学章程制定的依据分析

大学章程制定的依据可以概括为法律依据、国内实践依据、国际经验依据和校本依据四个方面。法律依据处于大学章程制定的统领地位。相对而言,校本依据是大学章程制定的立足点,它关系着大学章程制定的实效。而大学章程制定的客观性和前瞻性,则有赖于对国内实践依据和国际经验依据的把握。根据大学章程制定的依据,大学章程制定应注意章程的结构、内容和重点。     

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意义、内容和原则

分析了国外大学章程的法理意义和我国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现实意义,认为章程是高校自主办学和外部对高校实施影响双重作用的产物,应以制定章程为契机推动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在内容上,章程反映着高校和社会特别是和政府的关系,彰显着高校的使命要求,重点是内部治理结构。鉴于目前各高校对章程理解的不同,章程的制定可遵循先简后繁、充分协商等原则,初期允许多种选择先做起来,后期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改革成果予以规范。我国现在正进行的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可以启于并终于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     

大学章程的实质合法性

合法性是人们对于社会规范能否具有权威和正当性的一种内心确信.大学章程的实质合法性是其符合师生和社会的对高等教育利益需要、高等教育价值观被承认与遵守的正当属性.大学章程必须以举办者和师生权利为本,反映大学及其成员的学术自由追求.     

论高校章程的合法制定

在依法治国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依法治校的国家战略与时代命题。依法治校诉诸体现法治精神的高校章程,而高校章程的法治精神则诉诸高校章程的合法制定。高校章程的契约法律性质和"宪章"法律地位,要求高校章程制定的程序合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章程的制定主体须包括高校所有利益相关者,章程审议主体须提升至高校所在地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唯有如此,高校章程才能对高校内外部相关主体产生法律约束力,从而真正落实依法治校战略。     

大学章程制定主体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大学章程制定权实质是大学自治权的核心,在法治原则下,其来源于法律的授予。法律授予制定权的对象为制定主体,制定主体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行使审议和表决通过权的决策主体,行使其他权利的则为影响主体。域内外各地区有关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实践表明,制定主体一般为大学各方利益主体的联合大会。区分大学成立前后的情况,大学成立前的章程制定主体应当是由举办者或其代理人/代表以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代表组成的机构;大学成立后行使章程制定权的内部权力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其代理人/代表、教职工代表(其中校长是当然成员)和学生代表构成,可以统称为"制定代表联合大会"。     

高等教育合法性与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与批判

在韦伯合法性理论的影响下,对大学与高等教育合法性的讨论,最初是从作为社会机构的大学组织合法性、制度合法性、观念合法性展开的,进而延伸到了作为社会系统的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受哈贝马斯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影响,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聚焦于二战后技术理性、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知识商品化对大学与高等教育合法性的侵蚀。后现代理论对现代大学的质疑、批判同样消解着大学与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进入信息时代,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正在高等教育领域显现。作为一个西方学术命题,关于大学与高等教育合法性、合法性危机的讨论,为重新思考现代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地位、使命及其公共价值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路径。     

大学章程的合法性解析

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制度性根基,是依法治校的现实需求和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章程是具有行政法属性的自治规则,制定依据合法、制定程序合法、表现形式合法是章程有效的前提条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维护自由权利、规范法律程序是大学章程的价值追求。     

高校管理制度合法性危机现象探析

高校管理制度中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其具体表现有：高校凝聚力低,＂离散现象＂普遍存在;教学对高校和教师来说,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一种＂生存方式＂;高校内个体＂原子化＂。合法性危机的起点就在于一些制度的程序不合法,高校内的正式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相背离加剧了制度的合法性危机,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管理的＂合法性资源＂日益稀缺,管理理念相对滞后。     

学术权力合法性危机与大学组织结构变革

我国大学行政化泛滥、学术权力式微,深层次原因是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动摇,引发了合法性危机,以致被迫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源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又是由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变化引起的。学术权力与大学组织结构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被规定性,因而,要解决合法性危机,彰显学术权力,必须着眼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     

论高校公共危机预警信息系统的建立

近年来,高校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使其在管理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如何从维护高校的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理解建立预警信息系统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重要地位,客观分析预警信息系统缺失的现状及问题,明确危机预警的管理原则,合理提出构建预警信息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地方高校的文化危机及发展路径

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力军.作为本地区的一个文化载体,地方高校在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职能的同时,也受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坚持“以文化人”、重塑大学文化,坚定“服务理念”、摆脱功利化,坚守“学术文化”、远离官本位,是我国地方高校走出文化危机,早日形成特色,实现科学发展的力量源泉.     

现代社会政治体系合法性问题探讨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任何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问题，因而政治体系在合法性创建、维持与危机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致力于建构以执政党权威为基础，以意识形态的创新为导向，以公共权力有效制约的制度安排为核心，以提高政府绩效为目标的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体系。     

合法性危机还是合法性希望--关于意识形态重建的哲学思考

历史上意识形态经历了原始崇拜、宗教皈依和近代理性一元等几个阶段。在20世纪,一元意识形态遭遇了合法性危机,甚至有学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然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也蕴含着合法性希望,那就是多元宽容、“家族相似”性、双赢互利、突出民族和化特色,并辅之以程序正义等原则。     

二级学院脱离母体大学的危机及防范对策

二级学院脱离母体大学向民办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诸如负债、教学质量、社会接受程度等危机,针对这种现象,二级学院应当通过建设符合自身特色的师资、信息公开、详尽收支预算、高效资源共享等措施,有效地预防二级学院潜在的各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