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科学合理性理论研究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问题如同休谟归纳问题一样，是一个让哲学家寝食难安的问题。为此科学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合理性模型，试图澄清和解决这一难题。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客观知识理论和科学知识进化论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否定和对科学合理性的重新说明。因此，系统地分析、阐述和评价波普的科学合理性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科学合理性的新演变

科学合理性是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上个世纪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议题,如科学划界、科学的真理性、科学发展的模式等,其实质都是在探求科学的合理性。传统科学哲学的个体合理性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视域内演变为集体合理性。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研究及文化、实践研究,也改变和丰富了传统科学合理性的内涵。     

实证主义科学观与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现象学意义探析

欧洲的科学、人性是与哲学、理性、存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概念。欧洲人最根本性的是“哲学的”人生存在方式，即根据理性或科学自由地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法律和制度，因而欧洲人的存在意义或欧洲人性全维系于理性。但是，近代客观主义哲学孕育出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理性知性化而遗忘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究；而生命哲学、意志哲学和生存哲学则把科技理性当作理性本身加以拒绝并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携手毁灭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导致了欧洲理性文明或人性的危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运思试图通过探究主观性之谜以重新恢复理性的权威，克服欧洲人性的危机。     

科学合理性的现代意蕴

科学合理性是科技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代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到现代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从逻辑实证主义的释义，直至科学实在论和后历史主义把它当作科学哲学核心问题加以重建，不断赋予科学合理性新的意蕴，不断完善人们探索和利用科学的根基。     

历史主义还是工具主义——论科学合理性的危机

历史主义转向之后,科学哲学面临着采用工具主义合理性还是接受历史主义而放弃对合理性追求的两难局面,造成了所谓的科学合理性危机。但是,这种两选一的对立局面建立在错误的理论预设之上。超越这种对立局面首先要求不再将科学合理性建立在某些普遍适用的规则之上,其次要求扩展对科学实践中的认识论规范的理解。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地理解认知规范的可能性,从而建立一种与历史主义相容的科学合理性观。     

超越表达:论科学理论知识的先验特征与先验证成

一般来说,在科学哲学之中,对科学理论的考察都围绕着理论表达的方式、机制及其恰当性而进行,而且无论是科学理论的陈述观还是模型观都会将表达与同构关系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考察的哲学背景都与关于科学理论的知识论、然后是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有关——尤其是对于知识论而言,是否可能、如何论证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客观性、合理性与普适性以及如何证成如此的科学理论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和表达及其恰当性有密切的关系。于是,与科学知识有关的怀疑论、工具主义挑战其实都来自于对基础的科学理论表达机制、被表达项的认定等产生的怀疑与挑战。可是,基于同构性的表达机制不可能完全消除对科学理论知识的怀疑论挑战。这时,科学哲学的讨论就需要超越表达并将对科学理论知识的证成引向先验的进路。     

试论实践的合理性

当代人类实践的消极的反主体效应所引发的种种人类生存困境及“全球性危机”，迫使人类深刻反思实践的合理性问题。实践合理性问题的实质是依据科学合理的理性观和价值观对具体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具体来讲，真正合理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真、善、美三个基本尺度，以达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关于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观的探讨

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观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关注组织结构而忽视组织中的人,对人只强调人的理性因素而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理性因素中注重人的认知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人文主义的教育管理观以“主观主义”的哲学为基础,关注组织中人的因素,注重人的价值理性而忽视人的认知理性。这两种教育管理观还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管理观。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管理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主体教育管理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组织与组织中的人、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以及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能在人的主体的实践活动中达到相对统一。     

理性主义的新发展——对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的思考

合理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围绕该问题的解决,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夏佩尔则用“域”和“理由”两个相关的概念对于合理性作出新的解释,将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恢复了理性主义传统并对理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前提的明证性与现象学方法——挽救哲学危机的现象学方案

胡塞尔认为,以往的哲学研究在前提与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使今天的哲学陷入重重危机。前提的明证性与方法的合理性是哲学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前提的明证性是哲学成为严格科学的本体论基础,现象学方法则是通向这一明证性前提的唯一道路。因此,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将哲学建基于明证性的前提之上是哲学走出危机的理想途径。围绕着如何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实现哲学前提的明证性诉求,胡塞尔展开了其意义深远的现象学运作,开辟出了一条挽救哲学危机的现象学之路。     

现代性的哲学指归——马克思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

作为20世纪具有卓越贡献的"现代性",在21世纪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威胁"的特征。"现代性"作为理性、真理等的化身,以其"神圣的形象"排斥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以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反对一切价值理性,其结果人们依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追求物质的极度丰富,最后却造成了物欲横流、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社会危机。如此结果,并非马克思对社会的认识存在失误,而是我们不恰当地运用了马克思科学的实践观理论,不恰当地选择和运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过分夸大了生产实践应当遵循的"工具理性"模式。实现现代性的哲学指归,应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科学的实践观理论,强调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既弘扬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也坚持非理性、价值理性等的基础地位。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基础和来源,应当被理性所接纳,让理性与非理性在辩证统一中共同发展。     

教育哲学的实践观演变与实践教育哲学

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哲学,教育哲学的研究立场、路径与所持的实践观有紧密的联系。从教育哲学的历史来看,规范教育哲学和分析教育哲学都把教育实践当做人类认识理性规范下的教育行动。这种规范化立场在当前造成了传统教育哲学研究与复杂的日常教育实践的疏离。新兴的教育哲学开始承认实践的自在性,开始真正关注自在的实践世界。建立在自在实践观之上的教育哲学是一种实现实践转向的教育哲学,可以称为实践教育哲学。实践教育哲学在发展中应坚持理性秩序与实践复杂性的持续互动,建构包容复杂性的整体性理论;坚持对合理化封闭取向的批判和追求合理性的开放态度;坚持把实践世界作为研究对象,以解释和建议作为研究取向。     

胡塞尔现象学中科学的含义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科学具有哲学与具体的事实科学双重层面上的含义,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必须具有严格性和彻底性的自身要求;在事实科学层面上,科学可以被分为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而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具有为事实科学奠基的任务。在胡塞尔看来,当代科学的危机预示着理性和主体性的危机,他认为应该通过生活世界理论和超越论的主体性的构造成就,为科学的有效性问题提供论证,并由此实现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转向。     

自然主义及其在当代心灵哲学中的困境

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实在本体论标准和认识论前提的理论。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自然主义是其最早形式,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直至奎因,科学自然主义发展成为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纲领。当代心灵哲学诞生之初,即奉科学自然主义为圭臬,以查默斯为代表的心灵哲学家力图通过自然主义的方案来解决心灵这一困难问题,但又因坚持心灵具有内在性、主观性、第一人称性等特征,导致当代心灵哲学中的自然主义面临着重新陷入二元论、神秘主义的困境。     

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何以可能——罗蒂与休谟:两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路径比较

罗蒂与休谟在哲学基本理论与政治哲学方面有相当接近的立场:在基本理论方面,都拒斥形而上学;在政治哲学方面,都是自由主义者.但由于他们对理性和人性的看法不一致,导致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起源与合理性问题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罗蒂强调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偶然性,这使得他未能提出协调不同的"我们"之间关系的合理性方案.休谟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谈论人性仍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重新理解的人性论可以成为解释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基础.罗蒂的自由主义理论可以融合进休谟所解释的人性与理性,这样,"民族中心主义"问题或许可以得到解决.     

目的合理性:现代法的基础

现代法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把实证主义哲学关于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理论引入法律社会学领域 ,强调在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时 ,必须严守价值中立原则 ,现代法的合理性基础是目的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 )而非价值理性。韦伯的现代法思想及其类型学方法论对我们研究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弗里德曼“相对化先验论”的逻辑路径与问题

面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争议,弗里德曼另辟蹊径,从新康德主义视域出发,试图将库恩的历史主义理论与早期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结合起来,重新阐释科学发展的连续性问题。通过对卡尔纳普等人的新康德路径解读,弗里德曼用一种动态的、构成性的相对先验论主张替代库恩以来认识论研究的自然化和相对主义基本理路,以保留人类理性和规范化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位置。     

历史视野中的科学合理性模式——评夏皮尔的历史理性观

科学合理性问题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科学的标准经历了理性的变化,即把科学标准的变化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变化过程。科学哲学达到这种认识走过了一段比较曲折的道路,其中值得肯定的一步是把科学理解为在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展开的特定文化现象。所以,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是科学之根,理性之根,理性的本性隶属于历史,历史理性是理性的根本命运     

话语伦理学与学校道德教育

当前我国中小学校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出现了"同一性危机".这种危机缘于道德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理论基础.笔者就学科教学、道德教育的说服法,运用该理论讨论了在学校道德教育实践中如何以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进而提出整合性教学观、作为话语过程的说服法,以解决学校道德教育的"同一性危机".     

解读冯契智慧学说

冯契先生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性与天道”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属，建立了智慧学说。冯先生建构智慧学说的根本目的是试图解决中国近代哲学中科学与人、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难题，其途径是以智慧学说融通认识论、价值论和德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