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本体:“他说”的权威--兰色姆“肌质”与坦尼亚诺夫“突出”之比较

“我说”与“他说”作为诗歌语言言说的两种基本方式,在“我说”与“他说”之间诗歌整体意蕴、结构得以呈现.但较之于“我说”的同一变化性,“他说”语言自身言说的无限可能速度性、可写性以及世界的元元素性,却始终与兰色姆所谓诗歌之还原丰富、复杂的世界的本体论宿求相合.在诗歌本体论的追寻中,“他说”具有绝对的权威意义.     

说“妙悟”——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理论的探究颇具特色,而关于“妙悟”的论述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是禅家语,本意是指心解神领,与心领神会近义。严羽借用禅家的“悟理”论“诗道”,他的“妙悟”说,似乎兼有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对创作规律的掌握两方面的含义。就其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来说,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按此标准,认为诗有第一义     

论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歌理论

“非个性化”是艾略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它是针对浪漫主义的“个性说”、“天才说”而提出的,它主张诗歌不是诗人个性与个人情感的反映,而是个性与情感的脱离。“客观对应物”与“情感统一论”是诗歌非个性化的实现途径。艾略特本人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诗歌最能反映他的理论主张。     

陶渊明田园诗简析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陶渊明身兼有多种角色:有人称他为“逸民”,有人称他为“放人”,有人把他推作“圣贤之人”,也有人说他是“有志天下者”,《诗品》却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众多的评说,正说明陶渊明诗文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厚,风格之独特。他诗、文、辞赋兼通,而且都有相当高的成就。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诗作,从题材来说。有抒情言志的咏怀,咏史诗;有借古讽今的刺世诗;有即兴题咏的杂诗;有抒写躬耕生活的田园诗。在诗作中,最富有深意、最富有开创性并影响后世最大的还是他的田园诗。因而,在诗歌史上,他还是以     

从陶行知诗歌看他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在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同时,还为我们留下了洋洋可观的五百八十二题近千首诗歌。他无心做诗人,他说“有人说我是诗人,这可不敢。”他担心自己的诗“遭塌了诗坛”,“得罪了诗神”,只承认“唱破了喉咙,无非是订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确实,他的诗歌中有一股“冲”的力量,冲向他惨淡经营的教育事业。他的以教育为题材的或与之有关的诗歌,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一部分,是他的教育理论通俗化的表现,也是他的教育实践的记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陶行知教育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封建传统教育的彻底决裂,和殖民主义教育的根本对立,和民众建立了淳厚的朴素的血肉联系,正如他致王琳信中所说:“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     

评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2)的诗歌理论和他的诗歌一样,曾被一些人完全否定。有的苏联文学史家说: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所写的序言,是“英国文学上反动浪漫主义的宣言”,有的文学史家说:华兹华斯提出写普通人和日常事的文学主张“是有其极为反动的意义的”,他关于想象的理论,也是“唯心透顶”的等等。应该如何实事求是评价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看来是一个很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张问陶诗学的渊源与演变

张问陶是清代中名的诗人和诗论家，其“性灵”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诗论中“心物感应”和“吟咏情性”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要表现“自我”，抒发真情，反对模拟抄袭和在诗中搞训诂考证，提但清新，自然、天真、天趣的诗风，他的诗论在清代诗坛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探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伤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语文教学的“超限逆反”

韩国存先生在《在两个关联中反思、审议语文课堂教学》中说,他经常问教师:“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有没有区别?唐诗和宋词有没有区别?浪漫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诗歌,朦胧诗与校园诗有没有区别?”当然,这毫无疑问是有区别的。     

何绍基诗论中的诗歌本质观

何绍基诗论不脱传统诗教说的畛域,力主“温柔敦厚”、“性情说”,但是他的诗论中亦不乏创新有价值的论断。他强调“不俗”,重视自我,对诗歌独特的艺术本质（规律）也有所涉及。透过这些诗论,可以看出何绍基的诗歌本质观。     

严羽“兴趣”说臆解

严羽论诗。唯标“兴趣”，以“兴趣”作为审视诗歌艺术高下、优劣的标准。“兴趣”说也是他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概括。本文从“兴趣”说的含义、“兴趣”的获取途径两方面展开论述，以求获得最接近严羽本人观点的“兴趣”说的解释。     

船山评点诗歌三题议

船山评点诗歌有其独特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观照。在他看来,诗歌的功能,在于“陶冶性倩”;诗歌的韵味,在于“象外有意”;诗歌的极致,在于“妙在自然”。在我国古代仅有小说评点、戏剧评点而唯独短缺比较系统的诗歌评点的情况下,船山的“三大”（《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歌评点弥足珍贵,期待着研究者去探骊得珠。     

浅论严羽的诗歌审美特征--"别材、别趣"说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出“别材、别趣”说,作为他的诗歌审美特征论,体现了他对诗歌的特殊规律和审美特征的自觉探索,“别材、别趣”说从题材内容、审美效果、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论述了诗歌的独特规律和审美特征,论述了诗歌创作中的情理关系,纠正了宋诗之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岑参早期诗歌概观

岑参的早期诗歌指的是作者在天宝八年赴安西之前所创作的诗歌。这段时间内,他先是隐居,继而游宦,然后出仕,生活经历可谓丰富。诗歌艺术也随着阅历的增加、时间的流逝而逐步成熟。其中一些特点对他以后的创作深有影响,因此对其前期诗歌作一个大概的把握,对全面的理解岑诗是十分有意义的。自从杜甫说过“岑参兄北皆好奇”(《美陂行》)之后,殷潘评价说“语亦新远”辛元房也说他“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奇和好奇简直成了岑诗的标签。但我们如果单纯将好奇理解为对新鲜事物的偏爱,似乎不够全面。好奇更是对外在事物一种强烈的认知兴趣。…     

诗与思:存在的道说和倾听——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诗歌的目的是要探究存在之真理,显现存在的意义。他对荷尔德林诗歌的前理解是“存在之思”。在“存在历史”的意义上,他把荷尔德林诗的道说中还“没有被人听到”或“未曾言明”的东西“说”了出来,重铸了其内在的意蕴。这种非审美的诗歌阐释,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运思批评的必然。     

“知始则知化”——评船山诗论及其历史观

本文探求了王夫之的历史观与文学观之间的联系,认为王夫之的历史观渗透在他的诗论中,文学方面的诗体进化论和“一盛一衰”说与史学方面的“理势合一”历史观和“一治一乱”说,都是建立在“气一元论”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船山史论中辩证发展观,表现在诗论中就形成了他的“学古”与“通变”的诗歌发展观,王夫之诗歌创作论中的“自然”说和“真情”说,与他的这种诗歌发展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王夫之历史观中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他在文学上陷入“不可知论”,在诗论中出现了某些偏颇和自相矛盾之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王氏历史观对他的文学观的深刻影响。     

高启诗歌初探

高启是明初“吴中四杰”之首,是被“允为一代之冠”的著名诗人。明代胡应麟将他同“唐初四杰”的王勃相提并论;清代金坛又将他同“南宋四杰”的萧德藻相比,说萧“实出其下”。可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是建国以来,对高启诗歌研究的人又很廖廖,故本文试图就高启的生平和诗歌加以初步探讨,所误之处一定不少,冀希专家们指正。     

论黄庭坚的“情性说”

“情性说”贯穿于汉魏以降的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思想史中。它是我国古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们用以把握诗歌本体的基本范畴，对诗歌创作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从一般理论的角度对“情性说”进行研究，应该说是不缺乏的，但对于具体时代和具体诗人的情性说进行各别的研究，则是比较缺乏的。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风格的形成标志着他艺术上的成熟；而对于诗歌本体的独特的体验和阐释，则标志着他诗歌思想的成熟。我们通过对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诗学体系的研究，发现在他的诗学体系中，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惰性说，仍然是构成这个体系的基础。但是他的情性说…     

迁就平庸

迁就平庸,已经是我们多年来的美德了。一个演员的戏很蹩脚,我们会说“她很努力”;一个画家作品很拙劣,我们会说“他孜孜不倦”;一个诗人诗歌写得差,我们会说“他是个好人”;一个运动员(或一个运动项目)比赛成绩很不像话,我们会说“他(他们)已经尽力了”。有一句很典型的流行语,叫做“这年头谁都不容易”。不错,是不容易,所以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更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但是世界并非平庸者的舞台。只有平庸者才体谅平庸者,在     

古典诗词审美中的情感介入方式

诗是主情的艺术,被公认为中国诗歌集大成者的杜甫,人称“诗圣”,而有“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之称的梁启超则说他是“情圣”。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又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可见,情感是诗歌的灵魂。然而异彩纷呈的诗中情感方式也自然会是多样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曹植诗歌浅论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时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群星闪烁,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而曹植最负盛名。钟嵘《诗品》称他为“建安之杰”,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单尔不群”。现在流传下来的曹植诗歌有九十首左右,我们研读这些诗歌,觉得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诗歌的内容及其风格上看,都是可以“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同好”。他的确称得上是建安文学的大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