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启蒙的呼声——谈《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形象

启蒙不只是对稚童必要。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特别是由于没落统治阶级的蒙蔽,人类总要在各个发展阶段表现出某种蒙昧。历史上新阶级的思想代表人物“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们头脑”(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九五七年版第十三页)、向多数人视作当然合理的社会传统挑战时,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以一批短篇小说和话剧为标志,文学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其中,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发表的小说《班主任》,犹如一个信号,成为当前新文艺潮流的第一朵浪花。小说中的谢惠敏被人们在报刊、讲演、日常交谈中不时提及;值得注     

中韩新文学启蒙主义思潮比较

中国与韩国在民族、国家面临危机时“启蒙”是“救亡”的急务之一,当时两国新文学精英用文学做“启蒙”的工具。所以两国产生了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学。本文通过对中韩现代文学发生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国新文学创作思潮与启蒙意识的差异。     

知识分子苦痛灵魂的展示

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从中古时期走向近现代的启蒙书,它和《红楼梦》先后出现于18世纪中期,即封建社会最后“盛世”——乾隆年间。在作者吴敬梓笔下,中国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组组生活在科举社会里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和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写实人物形象。作者以其独特的人生体验、敏锐的洞察力、恰当的语言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小说中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对自己的群体进行了提示和预警,探索了知识分子在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牢笼下如何冲决精神罗网问题。     

阿多诺音乐分析的哲学基础——从《新音乐的哲学》对《启蒙辩证法》的补充切人

阿多诺其人一生都在音乐和哲学之间徘徊往返,这不仅体现在其思想逻辑里,更显现在其著作中,然而相较于阿多诺的哲学思想研究,对其音乐理论研究却是少数。从《启蒙辩证法》的文本入手,深入挖掘“启蒙”的内涵,明确“启蒙辩证法”自身的逻辑线条以及其中的启蒙精神与批判逻辑在《新音乐的哲学》中的自觉贯彻,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阿多诺的哲学、美学和音乐思想。     

“误读”与“反驳”——从傅雷评《倾城之恋》谈起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批评了《倾城之恋》的文学价值,也掀起了四十年代张爱玲研究的热潮,张爱玲则以《自己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从文学思想、创作理念、创作个性、雅俗文学四个方面来讨论这场“误读”与“反驳”,认为文学中的“雅”与“俗”是共存而非对立,创作者应有更大的创作自由,不必拘泥于一种理论体系和文学评价标准,这样才能呈现雅俗共赏的文学新局面。     

读《敦煌文学总论》

“敦煌文学”的概念最早是由王利器先生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和周绍良先生在《谈唐代民间文学》”,中正式提出,自此之后,很多学者开始从宏观上研究把握敦煌文学,致力于整理敦煌文学概论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很优秀的论著成果出现,如张锡厚先生的《敦煌文学》、由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以及张鸿勋先生的《敦煌说唱文学概论》等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尤其是颜廷亮先生组织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撰写的《敦煌文学概论》一书,“进一步驱散人们对敦煌文学概念的狭隘理解,把敦煌遗书内俗文学和雅文学均归入敦煌文学的研究范畴,分别予以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     

汉晋京都赋的“摹拟”问题探析

汉晋京都大赋中“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系列可谓典型的“摹拟”文学.然而张衡与左思的京都赋创作虽一律名曰“摹拟”,实际上却具有不同的涵义,《二京赋》主要是在文章规模上对《两都赋》构成超越,而《三都赋》之于《二京》《两都》则是全方位的创新.在从班固到张衡、再从张衡到左思的文学“摹拟”现象中,发现他们以“摹拟”前辈为具体手段,体现了赋体文学中承袭与创新的微妙关系.     

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文本体例探析——兼论《易传》类文献的说《易》特色

《缪和》二十五个章节按照体例特点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师生问答体，而这一部分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和“多问多答”三种体例，其分章标准和次序编排是根据同一位学生提问的每一则卦爻辞，每一章围绕一则卦爻辞展开问答，“一问多答”的章节则并非都是问答时的内容，其中存在后续补充的内容。第二部分专门记载“子曰”之语，其内部体例也有差别，有在一章中兼引《易》证言和解释爻辞的体例，也有在一章中引经和解经之前分别强调“子曰”的体例。第三部分的体例十分整齐划一，都是文末引用卦爻辞阐述历史故事的大义。第四部分的体例类似《小象》，重点讨论一则爻辞中的部分文辞，然后用下定义的方式进行解释。《缪和》《昭力》都以问答体为主，《昭力》篇首也没有标示区分不同文献的长形墨条，更重要的是《缪和》《昭力》的“子”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特点是一致的，这无疑说明二者是同一种文献中各自独立命名的不同篇目。对比其他《易传》文献，《缪和》《昭力》的传《易》体例十分独特，其整饬程度也是其他帛书《易传》所不及的。     

评介《新文学的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在近年的文学研究界是颇为风行的方法,但较为系统、较有份量的批评专著尚不多见。由陕西师大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李继凯著《新文学的心理分析》颇值一读。该书分“综论篇”、“比较篇”、“透视篇”,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创作、从作家到读者,以心理分析为角度对新文学作了全面的把握,得出了不少耐人寻味的结论。在对“五四”文学进行考察时,作者认为“生命存在的危机和外来人本思潮启蒙,导致了‘五四’人生命意识觉醒,并进而催生了真正的‘人的文学’”。认为这才是“五四”文学的“超时代”的价值所在。就是说,“五四”文学给渐将衰颓下去的国人生命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人们开始发现了个体生命的存在。而这正是社会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从生命活力的演化来考察社会的进展,的确能够简洁而富有想象力地抓住某一历史阶段社会文化心态的主要特征,并折射出这种社会历史的演进趋向。     

略论文学研究会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工作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文学研究会简章》里就确定“研究介绍世界文学”为其宗旨之一.它始终是以一个既是“作者”又是“译者”的文学社团,活跃在新文学阵地,始终从翻译和创作这两个互为影响的环节推动着新文学发展.在儿童文学的建设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立足于洋为中用,目光四射.大胆“拿来”.十分重视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郑振铎在1922年7月写的《〈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中的一段话,最能概     

对寻“根”的逆向思考

不知怎么说,我们总感到有一种幻觉,那就是中国文坛变成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传出阵阵黑奴的呻吟和怀乡病语…… 自从去年《作家》(八五·第四期)刊出了湖南作家韩少功的创作谈《文学的“根”》之后,谈文学的“根”的文章,研讨“文化意识”的文章,一时纷至沓来,随手翻开一本文学杂志,几乎都有。而对作家作品评论,也似乎有某种默契,都以从民族“文化意识”出发     

试论西洲远音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依亦吐芳词”的优秀古典抒情诗,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刚一柔,一阴一阳,互相交辉映衬,成为代表南北朝乐府民歌不同风格的典型作品;同时,又由于《西洲曲》的抒情主体在艺术表现上所特有的模糊性,历代学者的训释也各不相同,莫衷一是。因此,它和沈约的“四声八病”说一起被称作六朝文学中的两个“哥德巴赫猜想”,由此可见,该诗在中国文学上确实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文学的发展如同一条河流,有源有泉,所谓的“西洲远音”,是指《西洲曲》在主情艺术、表现艺术、审美趣味上对前     

文学的品格--谈文学的自律与启蒙

文学的品格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文学的自律性,也即文学的自由;另一个层面是指文学的启蒙,也即人的自由。文学的自律与文学的启蒙之间一直都充满着张力。萨特对文学与自由的阐述以及阿多诺关于艺术自律的争辩给对理解有助于理解这种张力。理解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这种张力,而是要维持张力。张力的消失则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终结。     

鲁迅与北欧文学

一 1931年12月27日,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自述其早年接触外国文学之情况时说;“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也说:“鲁迅自从办杂志《新生》的计划失败以后,不得已而努力译书,和其第周作人开始介绍欧洲新文艺,刊行《域外小说集》,相信这也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他们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     

《文艺报》转载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制度建构

转载是文学生产的第二现场,是文学再传播的一种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报》作为全国性的文学评论报纸,承担着阐释文艺政策、发表文艺评论、推进文学运动的责任。《文艺报》转载国家刊物上的文章,将文学批评从“个体”推向“群体”。同时,《文艺报》也转载地方报刊上的文章,为全国各地文艺信息的交换提供了平台,推动了文学大众化。《文艺报》的转载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主流话语渠道,参与建构“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制度。     

马克思的"博爱观"与曹雪芹的"人性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女性观,扬弃了“无神论者”最初的博爱观,提出了他的“共产主义的博爱观”及“激情本体论”。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宝黛钗云”这些典型人物表征了他的自发的“人性论”和“博爱观”。以至虚构了一个“太虚幻境”创立了一个类似费尔巴哈的“爱教”,这对国人当有重大的博爱启蒙价值。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汉赋是大汉“一代之文学”,也是汉代文学一大宝藏。它对汉代散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史记》也有它的投影。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大赋的成就。《史记》与汉大赋都是西汉盛世社会思潮——“宣汉”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同时,均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艺术特征。一文一赋,两支奇葩。汉赋以显“物”为己任,《史记》则“以人物为中心”昭示了文学自觉意识的突进。     

启蒙主题的浮现与古典理性的羁绊——维新改良文学“启蒙与大众化”新探

论文通过对维新改良文学语境的梳理,认为以“新民说”为内核的文学“理性启蒙”,与现代意义的启蒙运动有着质的区别。因此,维新改良文学只是在外在形式即文学语言和文体上带来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而其骨子里贯穿的仍是古典理性。     

筱风短篇小说集《蜗牛壳里的爱情》一书出版

筱风短篇小说集《蜗牛壳里的爱情》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筱风本名王小风 ,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筱风自幼喜爱文学 ,大学毕业后潜心于小说创作 ,多年来笔耕不辍 ,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有 2 0多万字先后发表于《飞天》、《朔方》、《短篇小说》、《佛山文艺》等文学报刊 ,颇受圈内人士的好评。《蜗牛壳里的爱情》的一书系作者精选的短篇小说集 ,全书收小说 17篇 ,计 17万余字。小说集除第 1篇《魇》和第 5篇《“目灼灼贼腔未改”》为明显的另类作品之外 ,其余大都以现代人的家庭、婚姻和爱情为题材 ,描述了现代人 - -…     

“礼失而求诸野”——艾芜《南行记》的另一个侧面

艾芜《南行记》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即便处于边缘位置,暂时放弃了启蒙,但思想意识层面上仍处于主体位置,现代启蒙与“边地”生存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相互交织。以此审视“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模式,可以看到其在肯定“边地”价值的同时,忽视了两者存在的间隙,也使“边地”被他者同化。而且,这种模式本身就是现代中心意识的延申,忽视了“边地”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中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