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例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历史上,宋代士大夫们与佛教有深厚渊源,以致学术史将宋代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称为“居士佛教”.着重从宋代士大夫们的代表——宰相入手,分析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影响.     

《唐律》中的"礼"——以服制为中心

最初丧服制度传达的是人们对死去的亲人的哀痛与敬畏,后由于国家权力的干预,丧服制度获得了国家强制力推行的效果并被极力法律化。可以说丧服制度与古代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等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服制原则对法律的影响在《唐律》中达到最高水平。可以说对服制深入、系统、全面地认识与把握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尤其是研究《唐律》的题中之义。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秩序与构造——范氏十六房的形成

家族和宗族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作用,在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断增强。在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家族"苏州范氏"中,"房"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范仲淹最初制定的规矩里,"房"是指以夫妇和子女组成的一个家庭单位,或者几个这样的单位组成的复合家庭。随着族人增加和世代交替,在北宋熙宁、政和年间续定的规矩中,"房"被"诸位"所取代。南宋时,"范氏十六房"的概念正式成型,成为义庄以及宗族运营的重要构成要素。"房"的固定化意味着宗族的组织化,同时也体现出宗族的家庭机能日益淡化。通过分析范氏家族"房"的成立、变迁以及功能,可以考察在中国的家族、宗族史研究中"房"的重要性,并深入认识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组织、构造和变迁。     

德刑之辩述评－－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其现实启示

“德刑之辩”发端于我国春秋战国之际，是在儒法两家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儒家认为以德治为本，法家认为以法治为本。随着秦灭汉兴，德治为本成为大势所趋。“德刑之辩”的历史昭示我们，要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就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努力加强德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贯穿中国社会的治国方略——德

德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治国方略,儒家为德治设计了一套“德主刑辅”的模式。江泽民同志经过继承和发展,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逐渐完备的情况下,为应对国内外一系列新的复杂形势提出来的。它对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从“共治天下”看宋代政治运行的转变——以南宋官僚抑制宦官为视角

宦官作为皇权附庸的"变态群体",对历史的影响几乎乏善可陈,他们恃恩擅权,影响政府运行。然而,在专制集权进一步发展的宋代,却没有出现严重宦官乱政现象,究其原因,宋代"共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对宦官干政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共治天下"这个角度探索南宋官僚群体对宦官干政的抑制情况,利于了解宋代"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及官僚群体主体地位的显现,把握政治运行的转变和治理思路的不同。     

漫谈《阅微草堂笔记》的司法观

纪晓岚的司法观、司法理念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如：正确处理情、理和法的关系;德主刑辅;严惩不法司法官吏等。然而纪晓岚又不能脱离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因此在司法观、司法理念上又表现出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宋代校雠知识发展探析——以文集序跋为视角

宋人将前人所累积之校雠经验加以系统地归纳总结,并在整理图书过程中灵活应用,又结合有宋一代文化之特点,大力地开拓创新,遂使传统之校雠理论在两宋时期逐渐趋于成熟。考诸文集序跋可知,宋人对于校勘方法、校勘原则、文集版本梳理及文集作品编目等诸多传统的校雠知识已有深刻把握,并能在实践中熟练加以运用。     

宋代文人的士大夫化对宋诗的影响

宋代是文人广泛士大夫化的时代 ,文人的社会地位很高。遂以文字为能事 ,于是在诗中卖弄技巧、夸耀学问 ,因此形成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征。宋代诗人多兼政治家或学者 ,思辩能力强 ,因此亦导致宋诗重逻辑思维、讲求事理 ,以议论为诗的风气亦因此形成。但宋代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思想控制极严 ,故宋人大多压抑个性 ,心理趋于内向与封闭 ,因此宋诗的气象也就较之唐诗小得多了。     

中国传统社会儿童观研究——以汉代和宋代为例

本文梳理中国汉代和宋代两个时期的儿童观,呈现文学作品、绘画以及教育思想中儿童观的特征。总的来说,汉代和宋代的儿童观具有神秘性、抽象性、成人本位等特征。汉代人性论的发展为时人认识儿童和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汉代官学的设立推动了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发展。相较于汉代,宋代有两种不同的儿童观,以儒家理学思想为基础的儿童观将儿童置于规则的约束和成人的审视中,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儿童观还原了现实生活中天真富有童趣的儿童。本文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背景,对汉、宋时期儿童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儿童观的理解。     

宋代书画融合倾向及其成因探析——以赵佶花鸟画为例

北宋中期,伴随着文人画的兴起,诗书画开始熔为一炉。绘画逐渐成为一门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的作品中已出现书画融合的艺术倾向,这一艺术倾向对宋代以后的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代分路取士与凭才取士的论争及其启示

在依据什么标准选拔人才的问题上,其争议在中国古代业已存在,宋代围绕改革科举制度的"取士"论争显得十分尖锐。到底是依据地域或者地理差别有区分度的灵活多样的分路取士,还是不分地域无差别地全国一张试卷"一把尺子"凭才取士呢?以司马光与欧阳修为代表的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复制"和再现,这个问题同样反映在当下的高考划定分数线和录取过程中,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怎样更理性更客观地解决此类问题?可以从宋代的取士争辩中获得启示,提供借鉴。     

宋代女性地位的误读现象——以宋代女性婚姻状况为例

宋明理学作为儒家文化的变体,经历了大约400年的反复变革和重建,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给后世留下了“宋代女性地位低下”的刻板印象。但结合史料发现,宋代女性相较后世拥有更大的婚姻自主权和财产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宋代理学思想发展与实际生活的背离。     

宋代妇女的慈善活动——以墓志为中心

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起,妇女对慈善活动的参与就无所不在,她们用勤劳和智慧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历史并未因此给予她们应有的关注。无论精英著述还是边缘材料,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均表现出漠视的态度。就墓志资料的相关记载而言,材料比较有限,但从中仍能寻见慈善活动的踪迹。     

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和基层司法困境——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

学界通常认为唐代以降的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帝国的晚期：清代礼制高度发展,州县官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官民差别,促成了官民壁垒,司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司法模式改变,司法走向腐败、黑暗。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和法发生冲突,也包括礼和法本质的矛盾。     

家业之间：宋代商人的家庭关系及其时代特色

宋代商人的家庭生活与经商活动相互交织,家庭关系中常常家业难分。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是考察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宋代商人的家庭关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根深蒂固的家观念既是家庭的捏合力,同时也成为宋代商业持续发展的一种内在制约。     

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以唐代在室女墓志为中心

以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墓志为中心,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对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进行考察可知:唐代士大夫阶层仍然沿袭传统的女性观念,在培养和教育女儿时注重礼法,希望女儿能成长为知书达礼、贤惠温柔的女性;在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及婚姻仍崇门第的情况下,唐代士大夫之家的家长对室女的态度还是非常关爱与重视的;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不但备受长辈怜爱和关心,而且受到较好的教育;另外,德才兼备、年长的女儿尤其是长女还拥有一定的家庭事务管理权,她们的建议也会得到家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