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逊诗歌的悲感意蕴

何逊的诗歌,其独特的悲感艺术风格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其诗歌展现了三种具体的悲感意识:与友分别之悲;宦游困顿下的思乡之悲;孤独守志之悲。而诗歌悲感意蕴的构造主要体现在诗歌悲感意象的选择和悲感意境两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何逊诗歌独特的悲感意蕴。     

论唐宋诗词中之竞渡书写

中国传统的端午民俗节日,经过唐代的发扬光大而持续、保存下来.民俗风情有赖文学史籍等之记载,唐宋诗词中详细的龙舟竞渡书写,不仅清晰地呈现了竞渡比赛,增强了游艺娱乐的性质,更保存了传统的民俗仪式和内容,更使端午节日呈现出特殊的时代性内涵,让龙舟竞渡活动为高度繁荣富足的社会增添了诱人的色彩和情调.唐宋诗词中的竞渡书写不仅对后世文学有所影响,亦增添了极为宝贵的文学史料.     

论南宋四名臣的诗

南宋的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四名臣因反对投降秦桧而先后被贬海南,其间写了大量的诗词,在他们的诗中反映了对时局的担忧,对当权者的愤慨;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表现了畏谗惧祸,闭口箝言的心态;也表现出诗人们豪放乐观、超脱闲适的情怀。四名臣诗既有时代特色,又突破宋诗藩蓠,具有个人风格,在情景交融,议论与抒情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中西方文学中“悲”的差异性辨微

自20世纪初,西方“悲剧”的概念传入中国,悲剧理论就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之中,而中国的“悲剧”却与西方的悲剧差异甚大,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实际上,中国确实缺少符合西方悲剧文学标准的那种悲剧作品,但是,中国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却有着中国所独特的悲情因素存在其中,并且贯穿于中国文学始终。西方的悲剧与中国文学在文化背景、表现方法与读者接受三个角度上形成了中西方文学悲的差异,也形成了中国的悲感与西方的悲剧之间的审美差异。     

审悲中的甘美--浅谈唐宋词中的悲感产生的理论基础

文章从唐宋词产生的审悲快感入手,探讨为何充斥着悲哀、感伤、愁苦的词作能给人带来审美上的愉悦.一方面,结合中国原有的"以悲为美"的文学传统与文人心态、唐宋的时代特点及词人心态探讨其原因;另一方面,结合西方的悲剧美学理论进行阐释.     

文学的孤独和生命的悲感——论柳宗元迁谪之后的山水诗文创作

中国古代的贬谪文人往往通过对自然山水的亲近来消解内心的不安与痛苦,以找回在政治生活中失落的自己,探索心灵永恒的栖居地。当生命巨大的悲感折射到自然山水中时,他们的文学创作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孤独的特质,柳宗元贬谪之后的山水诗文创作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从独特感与共通感的角度着眼——古代诗词欣赏的一条途径

本文结合对古代著名诗词作者典范作品的简析,论述了从共通感与独特感的角度着眼,来欣赏古代诗词、提高鉴赏水平,可谓一条有利的途径。     

另类的写作——论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词书写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诗界的革命取消了传统诗歌样式的合法性,白话新诗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诗歌。＂五四＂白话倡导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拒绝传统的偏激,使其＂发难者＂的理论倡导与具体创作者的写作实践之间存在着不短的距离。大多数新文学作家在理性上认可新诗的合法地位,但在个人情感上仍难以忘怀于旧体诗词的书写。新诗与旧诗的共存状态,不仅有外部环境的推动,而且是诗歌内容、形式、语言等本身的因素使然。     

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从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说开去

学界对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一直论辩不止,迄今没有达成共识,而实际上,一部分文学史家早已将其编写入史。需要讨论的不是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入史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史如何书写旧体诗词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新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重塑现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史形象,有助于重织新诗与旧诗、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纽带,还有助于重构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述史情节。     

东非女性书写的开拓者——肯尼亚作家格雷斯·奥戈特创作论

肯尼亚作家格雷斯·奥戈特是东非女性书写的开拓者。60年代起,她用细腻的笔触描摹殖民前肯尼亚女性的传统生活,着重刻画殖民和后殖民社会中她们遭遇的多重困境,反映了她们奋起反抗、艰难成长的抗争历程,塑造了一系列坚毅果敢的非洲女性形象,扭转了同时代非洲作家笔下负面的女性形象。在美学层面,奥戈特采用“颠覆”以往的男性形象的叙事技巧,为女性构筑空间。奥戈特的开创性写作,为东非女性文学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疾病中细诉现实的沉痛--论废名短篇小说的病态书写

废名的创作风格,冲淡中隐含沉郁,小说里的疾病书写给桃源迷梦增添了沉郁的意味,成为废名关注、针砭现实世态人情的独特路径。病人的悲剧,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隐忧;怪异又卑微的病人形象,反映出冷漠无情的社会关系;精神病态的人物用规避式的反抗面对政治生活,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其正面色彩。尽管这三种病态书写在叙事策略上各有差异,但都是映照社会现实、透视人性的一面镜子。它们满载着现实的苦痛,为小说灌注了沉郁愤懑、悲观颓丧的病态风格。     

抗战文学的另类书写——论李广田的散文集《圈外》

抗战时期的散文作为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抗战文学的另类书写。李广田的散文集《圈外》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展现了国统区人民艰难抗战的血泪史,一群中国少年抗日救亡的英雄史。《圈外》不仅描写了另类的抗战画卷,塑造了另类的抗战主体形象,同时还以亲历性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     

论《阵痛》中母系家族女性生命体验的疼痛书写

张翎在完成并出版《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金山》等长篇力作后,以锤炼成金的语言创作了《阵痛》,讲述了上官氏母系家族中三代女人从中国到海外的世纪故事。面对以父系为根基的中国家族,张翎一举打破世俗观念,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来观照历史和女性生存境地,大胆地跨越广袤的空间与时间,书写女性的疼痛生命体验。本文通过剖析由爱恋之痛和生育之痛构成的疼痛叙事框架,揭示了张翎那份隐藏在疼痛下的希望。     

“始信英雄亦有雌”——论秋瑾诗词暴力书写的审美张力

晚清女作家秋瑾的诗词创作,无论是其少女时代的闺阁书写还是投身革命时期的暴力书写,无不显示出秋瑾与封建婚姻、与性别、与母职等束缚的斗争,最终走向社会革命、流血牺牲的艰巨历程。秋瑾诗歌的暴力书写内化为其生命诉求的实现,外化为其暴力革命的实施,并且打通了暴力书写与暴力革命二者间的隔膜,用革命女性的暴力书写颠覆了传统女性的哀怨书写,并把暴力书写所带来的动力转接到了个人的生命形态上,成为革命女性诗意暴力的审美指向。     

大爱永存与灾难永志——论地震诗潮中传统诗词灾难书写的美刺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历来注重"美刺"的教化功能,但对于重大的自然灾难却鲜有表现。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在两年内相继发生,诗歌的抒情主体倏忽回归到时代的"大我",改变了长期以来陷于"小我"圈子里自娱自乐的状况,不少诗人还借用旧体诗词寄情抒怀。今天,当我们诀别灾难,静下心来沉淀这场由灾难诉说引起的古典诗潮,会发现诗人们对传统美刺精神的把握、继承与超越,集中体现在当代人珍视生命的人文关怀、直面现实的诗人良知和由此引发的悲悯情怀及含蓄深沉的理性洞彻。     

书写渔洋——论传记文本中王士禛形象的塑造

王士禛一生在仕途和文学方面都有极高成就,集部院大臣与诗坛领袖身份为一,后世其传记在形象塑造上也就主要分为名卿与文士两类。其中前者根据视角又可以分为家传、私人史传和官方史书三类：家传类依照传统写作模式,在完整刻画王氏一生事迹的同时又多有歌功颂德之言;私人史传侧重其良吏和贤臣才能;官方史书则更注重其天子近臣身份,多有借立传教化天下之意。文士形象主要围绕王士禛诗学成就立论,赞赏与批评之音皆有。其背后原因既有文体写作模式的影响,也和不同作者的修史心态有关。     

语义预设及其翻译技巧——论毛泽东诗词中语义预设的翻译

语义预设作为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广泛存在于诗歌当中.从翻译的角度来看, 考虑语义预设的复杂性, 有助于准确把握源语的前提信息, 透彻理解原文, 从而依据具体的情况对源语语义预设进行处理.本文以毛泽东诗词中的语义预设及其翻译为例,对语义预设的翻译技巧进行了探讨.     

论审美趣味的内涵及成因——兼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趣味

审美趣味不是人类先天就有的,而是随着实践劳动产生的。审美趣味的内涵定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学史上最先触及趣味的是柏拉图。中国古典诗词带给人美的感受,其中蕴含着极大的审美趣味。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使人们心灵上产生愉悦与美感,使人享受到其中丰富的审美趣味,原因也是有多方面的,探究古典诗词带给人们的美的感受,辨析诗词之美,有益于我们感受当下的生活,体会审美趣味带给我们的意义。     

乐府诗史的建构——兼论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的诸种悖论

从班固《汉书》到当今所见罗根泽、萧涤非、杨生枝、王辉斌等人的乐府诗著作,基本形成了对"乐府诗史"的建构。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乐府诗依存的制度、仪式及其作为歌辞的功能脱落,诗类边界被无限扩大,依据的文本不够可靠,套用进化论的叙述模式、前人观念的反复叠加等。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文学史书写中同样存在,几乎成为文学研究的悖论,应予以重视。     

当代美国土著文学中的自然观探析——以斯科特·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为例

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描写在现代生态批评中已经凸显为意识形态的显性文化表征,以斯科特·莫马迪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土著作家的自然观及其描述传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拥有的亲密关系,并指引他们在自然世界和传统叙事中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