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思与接续——析王蒙《活动变人形》

本文试图对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进行解读。小说试图审判反思“五四”,却沿用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框架与逻辑,并在分裂与冲突中将它们呈现为失效的存在。然而通过将分裂与冲突归绺于文化的“下等”成分,重又肯定了中西文化的主体部分的价值,于是,小说在审视与批判了“五四”之后,又表达了对“五四”的认同,表现出承继的姿态。并且,小说在以“五四”与80年代“现实”进行类比与对照之余。以对其间“断裂”的历史滑稽化、表层化的叙述,补足了历史断层间的空白,在“五四”与80年代之间成功地实现了对接。     

郁达夫现象与时代症候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以其独具个性的小说创作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一股"郁达夫热"。本文试图返回历史语境,以"郁达夫现象"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为支点,来审视五四退潮期在青年一代身上所出现的自我与社会的冲突、欲望与道德的矛盾以及他们颓废的反抗方式等时代症候。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

本文试图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对救亡的意识形态批判所包含的革命话语的解构和试图开启的文化现代化目标进行详细地阐释与解读,进而梳理李泽厚与80年代文化逻辑的关系,同时将这一关系放置于50—80年代的历史逻辑中进一步落实。因而“五四”的文化政治、“救亡”意识形态批判、“五四之争”、80年代文化逻辑的转向等构成本文考察的基本问题域。     

郁达夫现象与时代症候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以其独具个性的小说创作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一股“郁达夫热”。本文试图返回历史语境，以“郁达夫现象”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为支点，来审视五四退潮期在青年一代身上所出现的自我与社会的冲突、欲望与道德的矛盾以及他们颓废的反抗方式等时代症候。     

从《受戒》、《呼兰河传》看散文化小说

“五四”以后新小说的散文化，从鲁迅开始，经过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更新变异，逐渐成熟，而后中断，到了80年代汪曾祺又将这条中断已久的线索延续下来。本文试图以萧红、汪曾祺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这种文体与作家个性的关系，及这种文体在文学发展上的价值。     

迈向“经典”的途径——“金庸小说热”在大陆：1976-1999

论文通过回返金庸小说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陆的历史现场,试图清理政治经济情势变化之下,不同场域的多重话语、权力脉络如何参与和建构了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尤其是学院体制在其中的复杂互动,透露出“五四”以来形成的审美原则和价值判断仍然是经典生成的重要成规。     

"80后"文学叙事的影像化和非历史化

就叙事的整体而言，“80后”学基本摒弃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小说以伟大想象、宏伟场景见长的叙事方式，而延续了自90年代开始我国小说出现的以日常叙事为主的方式，其中又渗透着叙事的非历史化和影像化，而且这种叙事方式在“80后”学这里有发扬之势，它无疑是在精英理想受阻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它拥有社会、经济、化的多重支持，依恃着具体而特殊的物质环境与精神背景。     

对正统的偏离：反思历史与重建个人精神维度——重评《晚霞消失的时候》

《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反思历史与重建个人精神维度上体现了对正统的偏离。小说具有可贵的忏悔意识,表达了一个红卫兵对＂文革＂的真诚反思。小说打破了伤痕小说的成规,伤痕的主角,落在了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南珊和楚轩吾两个人身上。小说通过叙述两种人生观的冲突,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个人精神维度。这两种人生观,一种是李淮平所代表的一代红卫兵的人生观,一种是南珊的哲学。南珊的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启蒙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相混杂的普世价值观。小说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言性,充满对战争、历史、宗教信仰等宏大问题的追问,它不是写给70年代末的,是写给今天、写给未来的。它所辩论的问题,不在80年代的框架内,自然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八十年代文学的思想和学术问题——蝙蝠的境地——谈《公开的情书》的历史沉浮

《公开的情书》是一部被遗忘了的小说,近年又被学者不断重提,分析其被遗忘与重提的原因是论文的主要工作。论文无意将《公开的情书》放入指意不明的“地下文学”中来说明其“异质”的特性,而是试图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将它置于其产生和传播的历史语境中来探讨,凭借对其历史命运的分析,理清小说与70、80年代文学成规与时代氛围的密切关系。     

掘取社会的深井,张扬人性的旌旗--二十世纪中国家族小说发展略论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家族母题切入五四的时代主题,至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的,从鲁迅开始,此后许多作家在家族小说的创作中都有继承和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代表作,但是直到80年代中后期,家族小说才有大的突破,模式上继承了"五四文学"叛逆与教赎的模式,但又有所创新.作家的探寻一是注重对历史的个人体验,二是注重发挥家族叙事的自由空间,表现民族及人类的生存特点.这是由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主观上是作家自身的反省与探索;客观上一是结构样式的特殊性,二是历史的变迁与文化转型.     

散落的珍珠——"五四"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

冯至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小说,路翎、汪曾祺在建国后的小说,可以视为是“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冯至的小说写了对自身力量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自信及其因之而来的寻求力量的焦虑。陈翔鹤的小说以“疏离”“孤立”“隐忧”“苦闷”体现了五四文学在十七年的某种境遇。徐懋庸的小说从人与个体视角写重要历史人物。师陀的小说体现了以下层民众为本的情怀。路翎的小说在人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层面,突出了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意义,揭示了历史进步与个体生命的紧张关系。汪曾祺的小说延续了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香火。     

“五四”落潮后知识女性形象的心灵历程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最先觉悟的社会成份。中国的知识女性,在整个妇女界是最先觉悟的阶层。“五四”小说中知识女性形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女性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同时,对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五四”落潮后,知识妇女的生活与思想出现了激烈的动荡,她们心灵发展的历程记录着“妇女解放”途中知识女性反抗当时社会、批判自身弱点的艰难曲折的历史,在个人的心理因素同社会环境的不断冲突中,由“个性解放”走向社会革命的路途。性爱与母爱的冲突——知识女性心理的矛盾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是觉醒的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在“五     

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及其价值趋向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出孤独、彷徨、虚无的情绪特征,使小说带上了强烈的抒情、感伤的色彩.在小说的人物系列划分上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同时,每一类人物又显示出各自的价值趋向.五四知识分子小说及其人物形象普遍呈现出"时代精神"与"时代情感"的矛盾冲突.     

永远的精神流浪——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之三

知识女性作为“五四”时期最觉醒的时代女性,最先看清她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及自身的处境,开始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展开了对“世界秘密”的探索,出现了沅君式的、庐隐式的、丁玲式的女性话语。冯沅君集中表现了女性言说的困苦,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很多以死亡结束女性言说。庐隐表现了女性言说的终极方式不可获得的困惑,她笔下的女性在“觉醒——失望——抗争”中彷徨、迷惘,如果不死,则飘泊不知所终。丁玲为我们提供的女性言说方式主要是灵与肉冲突的女性角度,表现言说的困惑与精神的流浪。 五四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言说的痛苦和困惑以及她们的精神流浪,都来源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冯沅君是站在文化的基点上,以作为传统的价值依托的母爱与具有现世的新的价值冲动的情爱的冲突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庐隐是站在现世的基点上,直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本身的矛盾、分裂状况是社会压迫的结果。丁玲是站在人性的基点上,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内化成个人人格的分裂,将自己撕裂给人看,更能引起读者深思。 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的画廊,同时,为妇女寻求自身的解放起了言论上的先导作用。中国妇女解放在曲折中前进,五四女作家功不可没。     

刘震云小说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刘震云发表《塔铺》、《新兵连》、《单位》等小说,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从而为学界所关注。从1991年至1998年,刘震云接连推出一组以"故乡"为题或内容的系列小说,又以不同既往的叙述历史的方式,引起轰动,评论界试图从不同层面解读这些历史题材小说。随着《故乡面和花朵》出版,作家的创作风格又进行了新的转化和变革。到《一腔废话》问世,作者以迥异于大众的个性化语言抒写方式进行话语创新,实现了一次新的超越和提升。进入新世纪,刘震云又把有趣的形式与有深度的内容结合创作了《手机》,也许是它的新的实验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或许是因为趁电影《手机》的热映,学界又掀起一股评论小说《手机》的浪潮。     

理性叛逆与文化返乡的绾合--论"五四"乡土文学双重价值取向

乡土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母题。现代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本文以其中的“五四”时期为横断面，试图分析流贯于其创作中价值选择的一显一隐的两重性的纠结，即对乡土进行批判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眷恋之情。同时，从社会现实、文化选择的角度，进一步明确其创作风格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在与30年代乡土文学的比较中，加深对“五四”乡土文学鲜明特质的了解。     

“大和解”是否可能？--从《内当家》到《鲁班的子孙》

7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宣告停止,国家重新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一获得普遍认同的共识却很快引出了更多的分歧,简而言之,这些分歧主要围绕着财富增长应当采取何种方式,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王润滋的《内当家》、《鲁班的子孙》等一系列小说则正处于这个争论的核心,本文试图对王润滋的小说《鲁班的子孙》进行重新解读,一方面将之作为《内当家》的续篇,另一方面将作者在文本内部实现和解的企图看得比父子冲突的展现本身更具研究价值,从而厘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问题意识、小说在文学史上所处的位置,并且以这一诠释为线索重返历史现场。     

论《五四遗事》的谐仿叙事和文化批评

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完成于新中国文学界逐渐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神话化的特殊历史语境,这篇小说以谐仿古典爱情故事的方式,对新知识青年追求爱情的心态和责任能力作了冷峻的审视和批评,提供了一种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视角。     

论现代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建构

鲁迅及其追随奠定了我国现代乡村小说的批判性和乡土性这两大基本特征，因此化批判与乡土化的展示是20年代乡村小说的化意蕴构建的主要方式。在30年代，化批判仍是30年代乡村小说的化内涵构建的主要资源，“乡土情结”也是浇筑乡村小说化内涵的活水。进入40年代之后，侵略的血腥统治和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使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乡村小说的化审视呈现出向“五四”乡村小说“回归”的趋势，而特殊的化背景和化依托使解放区的乡村小说的化内涵显现出独特的格调。     

论五四小说的抒情性亲源

五四时期出现了一部分被后来研究者称为的“抒情小说”。这类型小说中的抒情性不是指一般小说广义上的抒情性,而是指小说具有“抒情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在文本中,打破了传统小说“故事化”的形态,颠覆了故事性小说的叙事模式,还使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视角从对外在生活的关注、表现转化为了对内在心理欲求的倾诉与表达。它的出现发展,是与“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人的发现”与“文的自觉”、作家的知识结构与创作心理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