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目录

批评家论坛 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论纲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人的文学”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进化论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观、女性文学史观等多种文学史观。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的文学"是其发展中或隐或显的整体线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以"人的文学"文学史观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符合文学史的史实,又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性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

1937年到1945年,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广大的版图被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部分.这种分割,对本时期的文化、文学的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三个文学区域中文学流派、作家群体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其间有一个迁徙、转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重庆、延安和昆明这三座城市代表着三地,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坛面貌,反映了40年代前半期中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40年代,虽然战争使交通和媒体的传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文艺协会和杂志的活动、发行仍然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局面.1946年"五@四"文艺节的次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该报编辑萧乾写的"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对文艺现状和发展前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表现了40年代后半期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所普遍感受到的一种"大茫然".     

浅议《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学的几个观点

目前，学术界对“大跃进”时期文学现象仍持比较模糊的观点；以文艺创作的相关规律为依据，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较客观地分析了“大跃进”时期的文艺现象，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学的几个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正义战争经典叙事模式的建构——兼论“十七年”战争小说与意识形态关系

＂十七年＂战争小说是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为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而创作的一种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在一个需要规范叙事的年代,合理运用既定的创作原则,从敌我对立双方四维叙事角度,立体建构了一个典型的正义战争叙事模式,并在集权政治的运作下逐渐经典化为一种战争文化写作范式,不仅影响和规范着十七年其他类型文学,甚至在某些方面开＂文革＂文学之先河。     

主持人语

<正>"民国历史文化"视角是当前文学研究学术创新与突破的主要方向,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建构模式,其用意不在一味颠覆既有的文学史结论和价值判断,而着眼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体来说,"民国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社会历史情态下的文艺现象本身,而非等级化、秩序化和     

社会学视野下的“文艺范”文化现象研究

"文艺范"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身份标签之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文艺范"逐渐聚集成一个小群体,从最初仅是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发展到对各种物品、符号的占有再到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本文从分析"文艺范"的概念及现实表现入手,阐述了"文艺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纳总结出"文艺范"的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文化现象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述评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首创而又独特的意义,胡适在该书中叙述了1872年到1922年古文文学发展到新文学的历史,并从古文的衰微和白话文的勃兴两条线条中发现文学的历史进化的必然性,为新文学的发生找出历史的根据。另外,该书还体现出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的运用,这为我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实用的研究方法。在本书新文学的评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类似于欧洲的中国文艺复兴观,它内含的独特意义也为新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正名。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朦胧诗”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朦胧诗"变换着不同的角色,变更着不同的地位,显示着不同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朦胧诗"越来越为大众读者、学者、文学评论家所接受。"朦胧诗"经典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学界对于"朦胧诗"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冷漠保守,90年代逐渐热情,直到21世纪对其研究才呈欣欣向荣之势。文学史是"朦胧诗"经典化过程的关键环节,在"朦胧诗"经典化的过程中,文学史的叙述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论台湾文艺联盟活动之文化政治意义

台湾文艺联盟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次最广泛的全岛性的文艺大联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创了台湾三大民族运动相继偃旗息鼓后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担负时代使命的一个舞台。文艺联盟的结成情况及其主要文艺活动,1935年台中地震灾后救援的积极参与,组织延请朝鲜舞蹈家崔承喜来台公演,均显示出文艺联盟在开拓20世纪3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传达殖民地心声、实施文化抵抗的文化政治意义。     

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三组概念为阐释中心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包含若干重要概念。"文学"与"文学史"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厘清它们的内涵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历史观"与"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研究者所秉持的立场,对历史哲学中主客体关系的看法是历史观中带有本质重要性的一个方面。"现代性"与"入史标准"主要牵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其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思想史范畴的概念,当它被视为文学作品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标准时,就呈现出与百年中国文学难以兼容的诸多问题。     

收编与吸纳:1930年初“左联”文艺期刊检视

"左联"成立之初,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南国社等创办的既成刊物随之变成了"左联"的文艺阵地,计有:《大众文艺》、《南国月刊》、《艺术月刊》、《沙仑月刊》、《拓荒者》与《萌芽月刊》。通过这些刊物,"左联"推介了一些左翼文学新人、新作和新理论,推进了"大众文艺"的发展进程,为将民众引入艺术殿堂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推进了左翼文艺界的大联合。     

“民族主义文艺”与“三民主义文艺”之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是国民党官方文学的两个支流,但是两者关系相当微妙,有时甚至还直接对抗。当时的左翼文人把它们之间的矛盾归因于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与CC系的斗争,今天的研究者也多受此思路影响。但通过认真梳理二者的交集,可以发现"民族主义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对抗,造成其矛盾的主要原因也并非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而是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五四"至抗战: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嬗变

“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重要的发展脉络。“五四”时期诞生的平民文学观念开启了一条对平民社会“启蒙 认同”的思想认知传统;1928年创办的《大众文艺》表现出“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对“大众化”问题的歧见;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趋势加速向“左”转,“大众化”被等同于“普罗化”,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失。因此,五四至抗战期间现代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内部实际上具有一个“双重指涉”的意义空间。     

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史述评

1949年后,两岸的文学发展都或深或浅地受制于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在政治敌对的敏感年代里,关于对岸文学的研究,同属两岸学界的禁区,唯有背景特殊的学者能有机会接触限阅资料,并在政治思想"正确"之前提下,展开相关论题的研究.1980年代以来,大陆进入新时期,台湾政治解严,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得以快速发展,但是台湾对大陆文学的研究,却因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在1990年代中的高峰后未能继续开展,以致多见对于个别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较少以历史脉络贯穿文学演变、思潮流派等的"线"和"面"的文学史论述.因此,应当在现有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整理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史研究,并透过台湾的论述视角,凸显当代文学史议题,并勾勒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历程.1960年代以来的台湾关于大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走向为:1960-1970年代,以反共思想教育为前提,高举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的族帜,着重中共文艺政策和文艺整风的研究;1980年代,延续由政治观点研究大陆文化和意识形态,将中共文艺视为中共研究的一隅,除了文艺政策和文艺整风的主流研究之外,开始出现对伤痕文学和地下刊物的探讨;1990年代,解严后的研究成果逐渐浮现,研究视角由政治转向文学,并在文学研究者的参与之下,形成研究高峰;2000年以来,由于"本土化"、"去中国化"的效应以及两岸关系的低潮,由于缺乏官方的支持鼓励,研究者纷纷转向其他领域,也少见研究新人加入,以致研究热潮退去.但在2002年以后的学位论文中,开始出现关于两岸文学关系、文学交流、比较文学等的研究,透露出新的研究趋势.     

从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看文学到新闻的嬗变

新闻与文学剪不断的"暧昧"争议由来已久,在既往的文学史中,许多文学作品都带有新闻的要素和特点。在中国近代的大背景之下,"文人论政"传统的迁移过程恰恰见证了从文学向新闻的转型过程。"文人论政"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发端期、上升期、巅峰期和式微期四个阶段。"文人"正是通过在不同阶段角色的持续性转变促成了文学到新闻的迁移。虽然"文人论政"随着历史的延展渐趋消逝,但中国文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救国救民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构成了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一页篇章,也对反思当下新闻界出现的诸多问题有所助益和启示。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学史叙述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

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迥然有异。而作为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文学史存在,对十七年文学任何形式的体制性批评或许都是片面的。今天的我们更应该重返历史现场,建构对于十七年文学较为客观公正的整体认知。